鞍山钢铁公司和华为公司的发展和成功模式凝练而成的2部企业宪法分别成为计划经济时代和市场经济时代的经典企业管理纲领，它们根植于中国经济的土壤和中国的管理情境，其成功经验和管理模式具有可参照性、可移植性。结合2个公司的成长轨迹，深入分析企业宪法内容，可以发现其蕴含的3个主要的中国本土管理元素：整体平衡的管理哲学、“集体主义”的组织行为和英雄领袖的魅力型领导，每个本土管理元素又包含着更多具体的中国式管理理念和方法。

以卫生主管部门与YS公司的精神卫生战略合作（CNS）项目为案例研究对象，分析公私合作模式（PPPs）在中国的关键成功因素，探讨在中国公共事业发展现状下，政府与私人企业如何相互借鉴彼此的优势，把握成功关键因素，推动中国公共事业的发展，并在合作过程中，通过互动不断探索和创新，获得良好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

通过分析吉利集团和比亚迪公司的案例，探讨了联盟战略、并购战略作为获取外部技术的2种有效途径，其作用受到外部环境动态性、企业家精神以及二者交互影响的问题，并构建了相应的理论框架。研究结果表明，当外部环境动态性高时，企业应选择联盟战略作为主导技术获取方式；当内部企业家精神高时，企业应选择并购战略作为主导技术获取方式；企业家精神高的企业在环境动态性高时，应选择并购战略来获取技术。

经过人类自身的不懈努力，管理学理论已经形成科学的体系、基本的概念和研究方法，中国传统的管理思想尚不足以支撑中国现代管理学理论体系的建设，中国管理学理论体系的构建是值得商榷的命题。在系统研究管理学科学理论的同时，结合中国实际进行分析，实实在在地解决中国各个组织层面存在的诸多现实问题是中国管理学界最为紧迫和现实的任务。

通过对274家企业的问卷调查，探讨了战略柔性对企业绩效的影响，以及双元性创新在此过程中的中介作用。研究表明，战略柔性不仅直接影响企业绩效，而且能够通过双元性创新间接影响企业绩效。最后，指出了研究的意义、研究局限和未来的研究方向。

从企业之间活动的相互依赖性角度出发，分析了集群规模的动态演化特征。研究认为，随着企业之间活动相互依赖程度的降低，集群规模呈现扩大趋势，集群规模的“震荡”程度呈现减弱趋势，甚至不发生明显的震荡现象。对于活动之间相互依赖程度较高的集群，集群企业的生存率较低，新进入者对于集群企业活动绩效的提高有重要的推动作用；而相互依赖程度较低的集群，进入壁垒较低，集群企业的生存率相对较高。

通过对人类认知转化与社会组织变迁的梳理，认为当前社会组织形态的变迁是供需团簇应对复杂性，寻求共赢、共生、合作的基于供需动力学关系的自组织结果和创新。在此基础上，针对当前概念上的混乱，给出用“第三部门”来诠释当前大量形态各异的“其他”社会组织的原因和意义。

职业弹性是职业开发领域中一个较新的概念，其结构的研究和测量工具的开发是对该概念进行深入探索的基础。通过回顾国外职业弹性的概念、结构和测量，利用中国样本研究了其结构，并开发了有关测量工具。

为进一步揭示高层管理团队（TMT）特征对组织创新产生的影响，引入并检验了TMT的外部网络联系和内部合作型决策这2个要素在TMT多样性与组织创新关系中的作用。研究结果表明，关注创新的组织过程的重要性，对TMT的相关研究具有重要的理论延伸，对于管理企业在复杂的环境中竞争和进行战略变革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构建了基于2种团队类型的企业研发人员知识共享意愿激励模型，并采用问卷调查法，运用相关分析和层级逐步回归分析对回收的339份有效问卷数据进行假设验证。研究发现：影响研发人员知识共享意愿的最大因素是属于内在激励的助人所得乐趣；无论是在职能团队还是在跨职能团队中，内在激励对研发人员知识共享意愿均有显著正向影响；团队类型对外在激励因素（组织报酬因素）与知识共享意愿关系具有显著调节作用，即在跨职能团队中外在激励对研发人员知识共享意愿有显著正向影响，而在职能团队中外在激励对知识共享意愿则呈现弱的负向影响。

通过对我国264对上下级的问卷调查发现，员工基于组织的自尊在互相投入和过度投入雇佣关系模式与助人行为之间发挥完全中介作用。相比过度投入而言，互相投入模式对员工基于组织的自尊有更大的正向影响。同时，研究还发现，个体的传统性文化价值观会调节这2种雇佣关系模式与基于组织自尊的关系。具体而言，对于传统性较高的员工，这2种雇佣模式对基于组织自尊的影响变弱；对于传统性较低的员工， 2种雇佣模式对基于组织自尊的影响增强。

考察了组织学习和技术合作对跨国公司在华突破性创新的驱动机制，基于165家在华跨国公司中高层管理者填写的调查问卷，采用因子分析、路径分析和结构方程模型对研究假设进行检验。结果表明，组织学习同时促进了跨国公司在华的突破性产品创新和过程创新；技术合作则对创新绩效产生了负向影响；过程创新对产品创新具有正向驱动效应。

采用1991~2007年时间序列数据实证研究了影响我国R&D强度的因素。首先从理论上分析了影响R&D强度的5个因素：企业因素、政策因素、公共R&D部门、投资因素、经济因素；根据数据的可获得性设计了企业R&D经费投入强度、企业R&D人员投入强度、行业结构、政府直接R&D补贴、知识产权保护、公共研发部门R&D支出的力度、固定资产投资、人力资本投资、人均GDP、GDP增长率、外贸依存度、外商直接投资12个变量。以局部调整模型为基础设计了实证模型，通过分析实证结果，发现企业R&D经费投入强度、行业结构、知识产权保护和固定资产投资等因素对R&D强度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

在回顾现有分布式创新概念的基础上，给出分布式创新的一般定义，并指出分布式创新知识网络的意义和网络构建障碍。依据管理支持和受益主体2个维度，划分出分布式知识网络的4种类型：个人爱好网络、专业学习网络、最佳实践网络和商机网络。基于对国内企业调研分析和国内外文献研究，提出构建分布式创新知识网络的4个重要阶段，即聚焦知识网络、创建网络背景关系、网络活动惯例化和利用网络成果。

针对“顾客满意悖论”现象，引入心理学中的承诺机制，探讨了顾客满意、顾客信任和顾客承诺对品牌忠诚度的递推影响作用。研究发现，顾客满意、顾客信任不仅对品牌忠诚有直接的影响，还通过顾客承诺的中介作用间接影响品牌忠诚。由此，欲建立品牌忠诚的企业，不仅要强调顾客满意和顾客信任，还要提高顾客情感承诺和持续承诺，通过增加顾客转换成本和情感依赖，获得品牌忠诚，降低客户流失。

在计划行为理论的基础上，使用结构方程模型等数理统计方法，探析了消费者信用卡使用意向的影响因素，建构了消费者信用卡使用意向模型。研究表明，计划行为理论中信用卡态度和知觉行为控制变量对消费者信用卡使用意向有重要影响。此外，研究还进一步将消费者信用卡态度区分为便利性态度、金钱与信用态度，实证研究显示便利性态度对信用卡使用意向有重要影响，并且这种区分是合理的和必要的。

拍卖与谈判作为采购中有效选择交易对象的常见方式，从最大化采购方收益的角度看，现有理论对这2种方式各有支持。通过运用经典的多属性拍卖模型和多属性不对称纳什谈判模型，将拍卖的期望收益和谈判的收益进行比较，发现2种机制的分界与谈判力量和投标人数这2个指标有关，通过划分谈判力量和投标人数取值的不同区间，找到了拍卖或谈判这2种方式的边界条件以及它们各自的适宜范围。

基于报童模型，在1个供应商和2个零售商组成的供应链系统中，建模分析了零售商实行订货延迟策略对自身、供应商和供应链系统的利润影响，得出了它们各自的订货时机偏好，并根据服务水平描绘了供应商和零售商的订货偏好区域分布图，由此得到零售商订货时的Pareto最优区域。研究结果表明，在通常情况下供应商希望零售商预订，而零售商喜欢延迟订货，这和现实情况是相符的。结果还表明，在某些情况下零售商延迟订货对自身有利，但对系统不利；当供应商服务水平较高时，零售商延迟订货对自身、对系统都有利。

客户隐性知识能否被有效获取是影响延迟策略实施的一个关键因素。探讨了延迟生产系统知识管理的必要性，总结了传统制造模式和延迟策略实施模式下生产系统管理的区别，提出了延迟策略实施过程中知识管理的运行机理。实证分析表明，基于事例推理的客户隐性知识的获取对实施延迟策略生产系统具有重要的作用。

针对具有观察成本的秘书问题，分析了决策策略和观察成本对决策结果的影响，并在此基础上提出了柔性标杆和可变观察成本；阐述了仿真试验的理论假设和设计，通过仿真试验考察了观察成本与柔性标杆的不同变化对仿真结果的影响；给出了对仿真结果的分析和探讨。仿真结果验证了理论假设的合理性。

传统的群体评价方法均不考虑被评价对象的参与，针对此缺陷提出了一种新的群体评价方法——主客方交互式群体评价方法。首先对主客方交互式评价的过程进行描述；然后给出交互过程中基于优先排序概率的单轮评价结果呈现方式；其次，给出群体评价的稳定性、满意性指标，以此探讨交互终止的条件；最后，定义了2个主客方交互加权算子，以此对各轮交互结果进行集结，得出最终的群体评价结论。

新的竞争时代呼唤新的员工行为。在对传统行为研究与管理实践进行评论的基础上，介绍了组织行为学研究的新领域——积极行为，从概念发展、分类问题、测量工具、理论基础、前因及后果研究等方面做了述评，对文献中存在的问题进行了分析，并结合中国传统文化特征提出了若干研究建议。

数据的可靠性是保证研究有效性的重要环节，为了克服访谈法、问卷调查法在收集数据时的缺陷，专家提出了一种有效的数据收集方法——有声思维法。将有声思维法与访谈法、问卷调查法进行比较发现，访谈法中被试的归因偏见，问卷调查法中的社会称许性以及对问题的反思和记忆偏差，都会降低数据的有效性；而有声思维法在解决典型问题的过程中，通过被试思维的语言化，能够得到更为真实、有效的数据。该方法使研究结果更为精确，并能导致新的发现，对管理研究是一种可借鉴的、有效的数据收集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