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用访谈和问卷调查相结合的方法，考察了企业组织解决管理问题的思路和模式，验证了“双规则”机制在企业组织中存在的普遍性，进一步论证了和谐管理理论所倡导的“双规则”机制问题求解思路的可行性，为复杂多变环境下的管理问题求解提供了有益的启示和积极的指导作用。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资助项目“自然垄断产业的规制政策研究”，提出了规模经济、范围经济和网络经济三位一体的“自然垄断新论”，可为制定自然垄断产业的规制政策提供更科学的理论依据。在此基础上，项目结合中国铁路、邮政等产业的规制实践分析研究了现实中存在的主要法律与政策问题。

建立了知识型组织中知识型成员间知识传播过程的元胞自动机模型，对知识型成员间隐性知识传播过程的影响因素、传播规律等进行了仿真研究。模拟结果表明：知识型成员间的信任、知识传播者的意愿和影响力与知识传播速度正相关；扁平化的组织结构有利于知识自下而上的传播；当组织知识水平达到最优传播规模时，组织的知识传播瞬时速度将达到最大值。

针对制造商和供应商之间的不完全信息动态博弈问题，根据供应商提供的质量、交货期和价格等数据，建立了供应商选择过程中的不完全信息动态博弈模型和奖惩机制，通过判断供应商提供数据的真伪性，对供应商的订单分配问题进行了研究，并用算例验证了所建立模型和奖惩机制的可行性。

在电子市场环境下，考虑了需求、市场价格和市场准入程度的随机性，基于Stackerlberg主从对策，建立了供应链期权合同协调的随机期望值模型。在这一主从对策模型中，主方供应商的目标函数是预期利润，决策变量是期权合同预订费用和执行费用；从方分销商的目标函数是预期利润，决策变量是订货量。应用包括随机模拟、人工神经元网络和遗传算法组成的混合智能算法求解该主从对策问题。最后，结合上海宝钢集团益昌公司电子商务的运作实例，运用混合智能算法进行了仿真计算与分析。

鉴于个人贷款在银行业务中的比重不断上升，对个人贷款申请进行审批显得格外重要。由于初始规则库常常存在知识不完全或不一致等问题，所以需要规则库修正，即规则库知识求精。现以日本银行个人贷款审批规则库为例，采用神经网络技术，利用个人贷款审批的历史数据，对规则库进行知识求精。结果表明，求精后的规则数量减少了，而分类准确率却有很大的提高。

多层次激励系统的可靠性由各子系统的可靠性及它们之间的相互关系决定。激励系统可靠性灵敏度是测量激励系统可靠性对激励层次有效概率变化的反应程度。数学模型显示，激励的层次和路径依赖度是影响激励系统可靠性的关键因素。企业可以通过将激励资源优化配置给能带来最大增量效应的对象和改善上下级依赖关系2种方法来提高激励系统可靠性。

承诺是企业间相互合作进而形成战略联盟的重要条件。系统地分析了影响分销商对制造商承诺的主要因素，建立了评价分销商承诺的指标体系，构建了相应的承诺综合评价模型。在此基础上，以制造商的视角，提出了利用主成分分析法逐层对该模型进行定量分析评价的思路，并测度了分销商对制造商的承诺水平。

在GHM理论对权利集合“二分法”的基础上，透过探讨权利的本质，认为权利来源于信息，并且确立了权利生效的条件，即权利的行动范围和行动能力相互匹配，将整个权利集合划分为契约权利、信息权利和公共领域三部分即“三分法”。此外，还分析了信息控制权和信息索取权的特征，并讨论了信息权利对进一步研究企业制度安排的意义。

由于与组织能力理论有关的一般性的术语，如资源、能力、核心能力等没有得到清楚的解释，这已经成为组织能力理论进一步发展和在企业中应用的障碍。把能力看作是能力本体、能力功能以及能力的可靠性和水平3个方面的从具体到抽象的统一，对能力这个基本概念从具体到抽象进行了系统剖析，并根据剖析的结论提出了有关组织能力理论研究和企业进行能力管理的建议。

基于公司治理的视角，从激励效益和激励成本的角度，建立关于企业外部市场结构变化和组合激励模式变化的模型。分析了不同市场环境下，企业倾向于形成的组合激励模式。结论的经济学意义是，企业选择何种组合激励模式，不完全取决于公司产权等内在因素，还必须充分考虑到市场竞争与垄断程度的影响。

游说是指企业通过各种途径与政府官员进行沟通，力求在政府政策和立法的制定和实施过程中反映本企业的利益和要求。企业的游说行为在本质上不是邪恶的，而是一种对社会负责的行为。文章首先通过理论分析建立了一个企业游说行为的框架，然后通过与十多位企业高层进行深度访谈，探讨了我国企业游说的途径及其潜规则。针对访谈中发现的伦理问题，分析了我国企业游说行为的伦理，提出了解决我国企业游说行为伦理问题的可行步骤。

我国国有企业的产权特征和管理特征与日、德2国的公司有类似的地方，国有企业拥有实现“共同治理”的产权和管理基础。文章借助“经理交替模型”，证明在共同治理模式下，我国国有企业治理特征有可能有效地限制经理人员的寻租行为，但由于存在“新老三会”2套权力系统的冲突问题，使得企业内存在“强势经理”，其寻租行为会导致企业治理问题的恶化。

新产品开发是企业赢取竞争优势的保障。新产品开发前端的执行效果与效率将决定项目开发程度。我国企业要提升企业自主创新能力，就需从企业创新的源头抓起，做好新产品开发模糊前端的创意管理。从全面创新管理(TIM)全要素参与的角度，构建了新产品开发模糊前端全面考虑的创意管理模型，进而提高企业创新绩效。

首先运用基于DEA的Malmquist生产率指数对中国制造业各行业全要素生产率、技术效率和技术进步进行了测算，发现产业的技术密集度越高，技术进步、技术效率和全要素生产率指数增长越高。然后对具有较高R&D密集度的高技术产业，考察各种不同R&D活动的作用，发现企业内部R&D主要通过提高技术进步、公共R&D主要通过推进技术进步对高技术产业要素生产率的提高产生显著影响，外资活动仅对技术效率的增长产生影响，未能产生明显的技术扩散效应。

在国际贸易自由化的条件下，知识产权保护对一国福利情况的影响具有不确定性，对比了中外知识产权的组成结构，并运用贸易专门化指数定量分析了我国的专利使用和特许情况，分析了贸易中知识产权矛盾存在的必然性及其成因，并得出了大力提高我国企业知识产权意识和技术创新能力，使之与我国知识产权保护制度的发展相协调的结论。

一个最新的理论研究表明，授权的作用取决于环境中不确定性的程度。在对212个新产品开发项目的定量研究中，发现了团队授权与创新速度之间显著性相关关系。对由技术新颖性和技术动态性这2个不同因素引起的技术不确定性作了区分。结果发现，团队授权和创新速度之间的关系被技术动态性所调节，而技术新颖性则不能。通过进一步的研究发现，在不确定性较低的情况下，无论来源于技术新颖性或技术动态性，团队授权和创新速度均呈U形函数关系。这说明在不确定性较低的情况下，要么完全授权，要么完全不授权或高层介入，都有利于提高创新速度。与之形成对应，在不确定性高的情况下，团队授权和创新速度之间的关系受技术新颖性和技术动态性的影响是不同的。当技术新颖性高时，团队授权和创新速度之间呈线性关系，而当技术动态性高时，二者呈反U形函数关系。对于后者，极高程度的团队授权并不加快创新速度。这些结果说明，应该根据研发项目的不确定性的不同来源与水平选择不同的团队授权策略。这些发现或许也表明，技术动态性比技术新颖性对不确定性有更重要的影响。

主要探讨企业知识整合、组织创新与组织绩效之间的关系，并选择我国华南地区的142家企业为样本进行实证研究。理论贡献在于证实了上述变量之间的影响路径，即知识整合可以通过技术创新来提升组织绩效，也可以通过管理创新来提升组织绩效，知识整合提升组织绩效的另外一条路径是知识整合→技术创新→管理创新→组织绩效。

从行为金融研究的视角，利用源自“上证”(SHSE)A股市场的样本数据，检验了行业特征、市场情绪与收益波动之间的关系。结果表明：在不同的行业特征下，具有类似的投资者行为和风险收益关系，而且均未达到弱式有效；尽管各行业板块之间的收益波动联动效应显著，但市场情绪对不同行业特征的收益波动影响仍有差异性。对管理的启示是，中国证券市场效率还有待进一步提高，利用市场情绪套利时应考虑行业特征。

基于因特网的即时通讯(instant message，IM)因其即时、快速、有效的优点，使用者越来越多。随着VoIP技术的发展，其大有取代电子邮件和固定电话之势。基于技术接受模型(TAM)，从感知的有用性、感知的易用性、“沉浸”体验、感知的趣味性和隐私5个方面分析我国互联网用户接纳IM应用服务这种行为意向的影响因素，并采用结构方程模型(SEM)实证分析了5个因素对即时通讯使用行为意向的影响，最后提出了对策建议以及进一步研究的方向。

品牌问题一直是国际营销学术界的研究热点领域。对文献总结发现，在品牌基础问题的理论和方法研究中，主要集中在品牌认识、品牌选择和品牌发展3个方面。国内外研究者从不同的理论出发运用不同方法解释了品牌的认识、选择和发展，主要是分别从消费者和企业2个角度来分析和探讨品牌问题，但是缺乏二者之间互动关系的研究，使得品牌基础问题的研究不能为企业品牌创建、品牌战略和品牌延伸提供合理建议。

作为我国管理学科中的一个亮点，东方管理学已经成为一个比较完整的学科体系。东方管理学的核心思想、框架已经基本构筑完毕，然而学科研究的对象仍有待进一步的厘定，研究的方法有待创新，学科的国际影响力有待进一步提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