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要介绍了我国学者陈锡康研究员所创立的投入占用产出技术，从静态模型和动态模型两方面完整地阐述了投入占用产出思想、模型。

从分析管理技术与文化融合的过程及其面临的现实困境出发，阐述了“道本管理”理论及其内在价值逻辑，认为“道本管理”超越了管理技术与文化关系的权宜思考，把握住了管理的根本；指出了人本主义的局限和相对于自然主义的低级；不再仅仅争执东西方文化的优劣，而是站在人类文明的高度思考管理，从而破除了文化的时限性和国别差异，促使管理向人类文明的高度发展。

今天对于每一位中国企业的经营者来说，把美好的愿望化为实实在在的收获，似乎遇到了比预计更多的困难：不仅市场的格局在变，竞争的手段在变，财富聚集的速度在变，企业的管理方式和成长战略也在变，因此中国企业需要寻找到新的成长方式。这个新的成长方式可称之为价值成长，以这样的方式成长的企业即为价值型企业。首先，提出价值模型，在了解中国企业在一个什么样的经济环境中成长起来的基础上，构建价值型企业的模型；其次，提出价值战略，即价值增长、突破边界、回归终端；随后，探讨如何完成价值实现：在中国本土市场领先，融合新的驱动要素，重塑新的管理；最后，探讨如何实现价值持续，即探讨真正融入全球化的企业所具备的现实条件和文化基础。

提出了一种基于企业家视角的企业管理理论——整体管理。与管理科学或科学管理理论不同，整体管理更注重企业家的头脑，注重意志、信念、激情、信任等因素的作用。与流行的三权分立机制保障企业健全运行的思维不同，整体管理注意到三权分立机制的逻辑缺陷和现实局限性。与经济学的一般均衡论假定不同，企业家更能看到市场在空间和时间上的种种不均衡，从而看到种种投机的作用。与制度决定论不同，企业家更注重培养一个有信任和默契的领导团队。由此认为，管理科学是技术，而不是管理。科学管理只注重制度，而缺乏领导艺术。西方企业现代化的不是管理，而是技术。

信息人日益强烈的“自由”愿望，使信息人理论有必要研究信息人对于“空间信息”与“时间信息”的生存依赖。在“天时”和“地利”所表达的时间信息和空间信息意义上，可以有效地诠释“中国关系”对于中国管理实践的价值；正像“货币信息依赖(即理性经济人)”成为经典经济学研究的逻辑起点，“空间信息依赖”和“时间信息依赖”也将为“空间经济学”与“时间经济学”的完善提供人性假设的逻辑基础。同时，理性信息人的“空间信息依赖”与势科学理论的完美结合则为产业空间集聚和城市化发展的中国管理实践提供有效路径。

问题管理是指借助问题优化管理，防范问题演化为危机。问题管理的研究对象是可能演变为危机的问题、影响组织或流程整体功能发挥的问题，以及制约组织发展的问题。问题管理应用的3要素是挖掘问题、表达问题和解决问题。问题管理是一种来自实践、在实践驱动下发展起来的理论。企业和公共部门对问题管理的自发应用带动了学术界的研究，学术界的研究成果又促进了问题管理在实务界的应用。

现代组织的成长是社会进步的微观基础。现代组织在发达国家的成长经过了漫长的历史演变，是在西方世界同质化的社会结构中自我创新内生发展的。近代中国在西方文明的强烈冲击下，伴随着社会结构剧烈变化开始转型发展的现代化进程。现代组织的建设在实践试错和学习中经历了艰难的探索过程。将现代组织的建设置于转型发展的历史背景下，以现代组织在发达国家的演变为参照，探讨中国现代组织建设的基本特点，及其对管理的影响。

中国企业的战略转型，来自于产业结构深层变革带来的三大挑战：①市场和客户需求结构的改变；②产业链结构的深刻改变；③每一个企业成本结构的改变。结合作者在国内外企业转型和变革的实践经验，首次提出了适用于中国企业战略转型的框架模型“转型六要”，包含企业转型战略、领导力升级、企业级的持续创新、企业文化转型、构建商业模式和优化运营模式，为企业的转型提供了框架和指导。

依据宏微观管理环境理论，把广义的中国社会环境收敛至中国管理环境，并从“网络环境信息过度”的结构性影响和“中国文化深层结构”的文化性影响视角，解构中国管理环境的特殊性。中国管理环境的特殊性表现为网络信息文化与中国个性文化的耦合现象及其结构形态，其耦合机理为网络环境信息过度(信息难识性)与中国文化深层结构(文化模糊性)相互作用、相互影响所形成的暧昧结构形态和运行方式。所谓暧昧原理是指组织及其组织中的人，其真实用意和所作所为与表现形式、言说宣传和所传播的信息，明知道是不一致的、二元的、甚至是相悖的，但大家彼此心照不宣地说成一致、表现为一致的运行规则。当代中国企业运行于“知”与“行”实际背离又暧昧统一的结构形态，亦即实践与理论、任务与人本、绩效与文化、企业家与成员、企业与顾客的知行二元运行模式，并导致市场交换与市场竞争行为及社会公共与生活行为的暧昧规则盛行。

中国管理学界理论研究滞后于企业管理实践的现象越来越明显。中国管理学应以实践为研究导向。为此，提出了一个基于实践导向的理论框架——包括了物、事、人、心四大层面的组织管理系统全息结构。关注“心”层面活跃因素的激发，是成功的中国企业管理实践最显著的特征，也是未来中国管理学研究的重要任务。

以中钢集团敌意并购澳大利亚中西部矿业公司为案例研究对象，主张新兴跨国公司在进行海外敌意并购时，尽可能融合实物期权视角和动态能力视角来考虑问题。首先，新兴跨国公司应该尽量选择已经长期合作的、股权相对分散的企业作为并购目标。其敌意并购的时机选择主要考虑两方面的因素：一是目标企业估值的不确定性程度；二是竞争对手加入竞购的时间。此外，还要考虑到东道国政府、社会公众和目标企业管理层的反应，尽可能通过各种渠道将敌意并购转化成善意并购，以降低并购带来的负面影响。总之，只有将实物期权和动态能力2种理念进行完美的结合才能保证新兴跨国公司海外敌意并购的顺利实施。

节能减排是全球关注的重要议题，为克服推广节能减排项目中的工作阻力，我国的节能减排工作由政府强制实施向市场自动执行转化显得十分重要。通过案例分析，发现在市场机制的基础上，不同的合约安排对节能项目的实施效果会产生显著性差异：一方面，节能服务公司在拓展市场的３种合约安排——现销、融资租赁以及合同能源管理中，合同能源管理最为有效；另一方面，节能厂商在自身资源有限的条件下，通过售后回租的合约安排，可以实现设备的无限供给。不同的合约安排，之所以会产生不同的效果，在于合约相关者是否均有剩余，只有在合约相关者均有剩余的情况下，一个项目才可能被合约各方接受，从而自动执行。研究结果对我国节能减排项目的推广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同时，也为管理研究者挖掘管理实践中的民间智慧，构建管理理论提供了有益的启示。

“直面中国管理实践”已成为中国管理学者的重要共识。对“直面中国管理实践”的内涵、特征进行了深入分析。将“直面实践”的路径概括为阅读书刊，了解实践；蹲点企业，观察实践；介入企业，改变实践3种模式。为促进研究者能更好地直面实践展开研究，需要打破学术界与实践界的人才流动壁垒，强化企业界与学术界的人才流动；改革注重短期学术论文发表的学术评价体系；建立鼓励学者参与管理实践的激励机制；构建研究者与实践者进行有效沟通的平台。

目前，我国管理科学研究过于工具化，过于重视科学性和规范性，却忽视了管理科学的另一个重点——解决实践问题，因此，有必要重新构建管理研究评价体系，来提升管理科学的实践性。在系统分析了管理研究及其评价的相关问题之后，首次构建了以实践为导向的评价体系。该体系考虑了整个研究过程——研究来源、研究中间过程和研究成果，并且重点剖析研究成果的实践性评价。研究成果的实践价值需要从企业、政府和公众3个方面来评价。

率先提出了本土研究的关键在于转变研究者的态度和立场的观点，其中，最为重要的是本土研究者需要具备“清醒的自我认识”，实现从一个观察者或评论者向“他者”、“他者化”的转向。同时还讨论了影响这种转向的障碍及原因，以及如何以“他者”、“他者化”的态度和立场从事本土研究。为了推动具有“他者”、“他者化”的态度和立场的本土研究，着重讨论了中国共产党的成功之道。从对文献的阅读和整理中发现了4个可以构成中国共产党能力的层面（或维度）：生存理性、组织结构、组织文化和领导与管理形式。分别讨论了这4个层面（或维度）对中国共产党获取成功的影响和作用，从中发现了一些具有本土研究意义和价值的理论现象。

这是一篇倡议性文章，旨在呼吁中国管理科学的研究要直面管理实践。从读者、研究者、学生、主管机构、社会评论者的困惑出发，反思了管理科学发展存在的问题，主张管理科学研究要重新思考管理的本质，使之从异化中走出来，强化对实践问题的研究，从中提炼真正的科学理论问题，既可以用理论指导实践，也可以服务于中国管理科学体系的创建。在此基础上，提出了管理科学未来发展的10项倡议和10个方面的突破点。

早先“国际”视角的评估认为中国战略管理学仍处于“前现代”阶段，但从本土视角出发对近10年来中国战略理论发展的一个不完全梳理表明，中国战略管理学者在诸如战略领导、战略创新、制度环境与战略、文化环境与战略等问题上提出不少反映中国情境的战略概念，并在“环境—战略—绩效”的基本范式下开始了具有本土意识的问题研究与理论探索。中国战略管理学正处于转型发展的新阶段。在回顾的基础上，对中国本土战略研究的整体发展道路进行了探讨，特别是从中国作为现代战略知识生产的后来者和知识创新的“缄默知识观”出发，提出中国本土战略研究要走“自觉能力问题”三要素融合创新之路，即提高本土化研究的意识与自觉、学习经典理论与方法以提高研究能力，以及深入挖掘本土重要战略问题。以海外华人学者对“制度基础观”战略学说的贡献为例，阐述了这一道路的可行性。最后，对新阶段本土化战略研究的5个基本问题和中国战略管理学发展前景进行了展望。

选取国内8种核心期刊为样本，分析了2000~2009年间所发表的全部领导力论文。依据单一国别领导力本土研究的分类框架，对中国领导力本土的研究现状进行了分析。结果表明，中国领导力的研究仍然处于本土化的初级阶段，即强调对西方领导理论的检验、修订和改良，在构建新颖的东方领导理论方面非常不足。最后，对如何在全球视野下开展中国领导力本土研究提出了具体建议。

管理理论和实践在中国的发展受到学者的普遍关注。首先，将管理实践大致分为人本管理、公司运作与方法、合作伙伴管理和文化与社会责任管理4类，通过对历年“十大管理实践”的榜单进行分析，可以发现中国管理实践具有向文化与社会责任层面转移的特点。其次，根据文化和环境对这4类实践的影响程度，人本管理和文化与社会责任层面的管理适合向中国传统管理思想借鉴，公司运作和合作伙伴管理适合向西方管理理论和管理方法借鉴。最后，对电子商务特别是移动商务技术依托下出现的新型组织模式——“虚拟组织”的管理实践进行了讨论，指出“虚拟组织”的管理应该同时借鉴东方和西方、古代和现代的优秀管理思想和管理理论。

系统地分析了工业工程的本土化和实践性的特征，阐述和分析了适合我国情况的中国工业工程（CIE）理论体系的结构和内容,分析了我国CIE应用和发展现状及存在的问题，并以长春一汽轿车集团红旗生产方式本土化应用的实践成果，说明CIE在我国的重要实践前景。

伴随农村经济发展，农村环境污染问题正日益引起关注。为摸清目前我国农村环境污染的基本现状并分析环境恶化的影响因素,在全国范围内对村级环境污染现状进行抽样调查，共调查了5省101个村。调查结果表明, 在所调查的样本村中，过去10年当中农村环境恶化的村占44%。实证分析表明，农村乡镇企业发展、城镇化或人口居住地的集中等因素对农村环境有显著负面影响，而政府整治农村环境措施和农村劳动力外流有利于当地环境的保护。如何在兼顾经济发展的同时加强农村环境监管与治理，使农村发展模式向自然和谐型转变是未来农村发展面对的一个重要任务。

首先系统地分析了管理学的发展历程，评述了管理学的经典体系，并构建了管理学的新体系。随着全球化、信息化和伦理化的不断深入，以及知识经济时代的到来，知识和创新成为组织持续竞争优势的主要来源，需要对原有的效率导向的管理学体系进行变革和发展。管理学的新体系应该从运营导向转为创新导向，从聚焦组织内部到重视组织间，从管理和控制到领导和民主，并且要兼顾经济绩效与伦理平等的平衡。在此基础上提出了以领导与计划、组织运营与创新、资源与能力、治理与控制为四大基本职能的管理学新体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