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调节焦点理论和企业行为理论，以2012~2022年中国A股上市企业数据为样本，实证分析高管团队在环境议题的调节焦点对企业绿色创新偏好的影响与边界条件。研究发现：环境议题的促进焦点对企业实质性绿色创新偏好具有正向影响，而预防焦点对这一关系有抑制作用。环境绩效正反馈弱化了促进焦点对企业实质性绿色创新偏好的正向影响，削弱了预防焦点对此的负向影响；环境绩效负反馈强化了促进焦点对企业实质性绿色创新偏好的正向影响，增强了预防焦点对此的负向影响。拓展性分析表明，环境绩效正反馈的调节作用在非重污染行业的企业中更显著，而环境绩效负反馈的调节作用在重污染行业的企业中更为强烈。

以瓦轴集团为例，采用单案例研究方法探索老国企如何通过数字化解锁来释放数字化转型的潜力。研究结果发现，数字化解锁是缺乏资源和能力基础的老国企成功实现数字化转型和“弯道追赶”的关键所在。老国企的数字化解锁包括“校准—释放—激活”3个维度，即校准数字化战略方向，释放组织灵活性，激活员工动能。其中：校准措施包括制定数字化转型战略、与业务战略对齐；释放措施包括打破传统组织架构、重构管理制度、规范业务流程；激活措施包括打破IT与业务壁垒、重构员工知识体系、内化员工数字化思维。

基于企业行为理论和前景理论，以2010~2021年中国上市企业为样本，实证检验绩效期望落差对企业数字化转型的影响。研究发现：绩效期望落差与企业数字化转型间存在倒U形关系。机制检验表明，绩效期望落差通过影响技术创新能力和内部控制能力，从而作用于企业数字化转型。资源冗余弱化了绩效期望落差下的数字化转型效应，管理层宏观经济认知强化了绩效期望落差下的数字化转型效应。异质性分析表明，高技术企业和国有企业的阈值效应相对滞后，在绩效期望落差下的数字化转型响应程度更大。

基于“十四五”期间（2021～2025年）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工商管理学科（含面上、青年、地区、重点及重大项目）的申请与资助数据，使用文献计量与文本挖掘方法，从项目申请人、依托单位及地域分布、研究主题等多维视角分析了学科发展态势、研究热点及关键问题。研究结果发现：工商管理学科整体呈现稳定发展趋势，青年科学基金项目（C类）申请量增幅显著，研究活跃度持续提升；重大类型项目部署聚焦国家战略需求、关注企业主体，形成产业链韧性、数智化转型等特色研究方向；学科进一步凸显科学问题导向与方法论规范，推动范式转型与方法创新。

基于国际生产折衷理论（OLI范式）和动态能力理论，以比亚迪新能源汽车的国际化历程为案例，探讨了全产业链先进制造业企业保持国际竞争优势的内在机理。研究结果发现：①动态能力与所有权、区位与内部化三大优势协同演化，即资源驱动重构所有权优势，制度驱动获取区位合法性，价值驱动升级内部化优势。②全产业链结构是动态能力与上述优势协同的核心媒介，其“垂直整合—模块适配—生态开放”的层级演化，支撑企业从技术控制向生态主导跃迁。③动态能力通过“资源驱动—制度驱动—价值驱动”路径分阶段演进：资源驱动阶段聚焦核心技术整合与市场策略制定；制度驱动阶段强化合规突破与本土化实践；价值驱动阶段通过生态赋能实现标准输出。

基于中国传统五行思想的系统论视角，运用案例研究方法对“胖东来”的系统性制度创业实践进行深入剖析，发现“胖东来”以五行系统为内在机理，通过水木火土金这5个阶段的螺旋演进，构建了一个从边缘个体到场域中心主体的系统性制度创业过程。研究结果表明：“胖东来”的系统性制度创业展现出3个关键特征：在过程维度，实现了从个体规范到场域形成的跃升；在机理维度，形成了基于相生相克的双螺旋结构；在制度逻辑维度，建立了以道德为核心驱动的创新体系。

基于社会信息加工理论，采用经验取样法，收集103名参与者在连续5个工作日的调查数据，并通过385对两时点的上下级配对问卷调查进行了稳健性检验，以期深入探讨员工每日AI创造力感知对其创新行为的影响作用。研究结果表明：员工每日AI创造力感知正向预测了其创造力自我效能感，从而在随后的工作日中促进了员工次日创新行为的产生，但这种AI创造力感知同时也引发技术焦虑，从而削弱了员工的次日创新行为。此外，AI学习目标导向在上述过程中起到了调节作用，影响了员工每日AI创造力感知对其创新行为的效果。

基于有限自制力理论和互惠原则，通过对309份两阶段问卷数据分析，探讨了信任的“阴暗面”，即员工感知被领导信任对自我损耗和亲领导非伦理行为的影响。研究结果发现：感知被信任对信誉维护有正向影响；感知被信任通过信誉维护对自我损耗有正向影响；感知被信任对领导认同有正向影响；感知被信任通过领导认同对亲领导非伦理行为有正向影响；共事时间正向调节感知被信任通过领导认同间接影响员工亲领导非伦理行为的中介效应，即上下级共事时间越长，感知被信任通过领导认同对亲领导非伦理行为的间接效应越强。

组织韧性是组织转危为机的一个重要前置影响因素。从知行合一视角看，组织韧性具有“知”和“行”两个层面，即知晓组织韧性各维度的重要性并且在重要的维度上行之有效。鉴于此，首先，剖析了组织韧性的概念内涵，将其作为形成型构念解构为稳健性、冗余性、足能性和快速性4个维度；然后，透过知行合一视角进行量化测度，进而以经验数据来实证研究这些维度如何相互组合而形成转危为机的不同路径；最后，通过对150家企业的定性比较分析（QCA），识别了转危为机的3条高成效路径，分别为稳扎稳打型、快速发力型和指顾从容型，以及两条资源匮乏型的低成效路径，揭示了组织韧性的多维度构成及其作用机制。

基于技术-经济范式理论框架，构建人工智能与企业供应商“锁定效应”间的关系模型，并从信息优势与竞争优势两方面，梳理并揭示其内在机制。在此基础上，选取2007~2023年中国A股非金融类上市企业为样本进行实证检验。研究表明，人工智能可以有效缓解企业供应商“锁定效应”，在考虑内生性及稳健性问题后结果依然成立。人工智能通过增强企业信息和竞争优势来缓解供应商“锁定效应”。异质性分析发现，人工智能与企业供应商“锁定效应”的关系，受国家有关政策、地方税收负担的影响，且仅在制造业企业中显著。

利用国地税合并事件，采用双重差分方法分析国地税合并对企业异地投资的影响。研究发现，国地税合并能够减少企业异地子公司数目。机制检验表明，国地税合并通过区域税收征管、企业利润转移空间来抑制企业异地投资。进一步分析表明，国地税合并能够精准识别不同类型企业，增加避税类的异地投资企业实际税负，而对真实类异地投资企业的税负没有实际影响。异质性检验表明，其治理效应在异地子公司所在地区的政府干预强、法制环境差和民营企业样本中更显著。

基于文献述评的方法，梳理在线评论与决策管理的相关研究，深入探讨关键词提取和情感分析的关键技术在评论数据价值挖掘中的应用及发展，并对其在实际应用中的优势和局限进行客观评估。研究发现，在线评论在多个决策领域中获得了广泛应用，具体涵盖消费者购买决策、旅游服务、医疗服务以及在线课程等领域，进而揭示了在线评论如何影响各应用领域的决策过程。在此基础上，分析当前各领域面临的挑战，并针对性地提出未来的研究方向。

基于劳动过程理论，分析直播平台中公会与主播的关系，以及公会赋能主播、经营流量、引导打赏的能力。选取2023年7月虎牙直播平台全站361 273条数据，实证检验平台中的新业态组织直播公会对主播个体礼物收入的影响。研究发现，加入公会能够提升主播收入；公会的价值管理能力代表了公会质量，对主播收入具有显著正向影响。中介效应检验表明，公会能够通过干预主播峰值热度（即“爆发”能力）、弹幕总数（即“互动”能力），进而影响其收入。异质性分析表明，高质量公会对头部主播的影响更明显，而中小主播的获益则相对较少。

以2005~2022年中国A股主板246家新能源企业为样本，围绕创新失败经历的累积效应与动态性进行实证分析。研究发现：创新失败与关键核心技术创新呈倒U形关系，即创新失败存在“最优区间”能够激发企业挖掘失败背后隐藏的技术创新规律，并将其转化为关键核心技术创新所需的内在知识，进而显著促进企业关键核心技术创新。此外，考察技术多元化对创新失败与关键核心技术创新的正向调节作用，稳健性检验之后以上结论仍然成立。进一步研究发现，组织韧性是创新失败影响关键核心技术创新的重要路径。

基于压力认知评价理论，通过对三阶段350份问卷数据的分析，探究了知识距离对年长员工向年轻同事知识寻求的作用机制和边界条件。研究结果表明：知识距离通过阻碍性评价抑制年长员工向年轻同事知识寻求；知识距离通过挑战性评价促进年长员工向年轻同事知识寻求；年龄包容型人力资源负向调节知识距离与阻碍性评价之间的关系，继而削弱阻碍性评价的负向中介效应；年龄包容型人力资源正向调节知识距离与挑战性评价之间的关系，进而增强挑战性评价的正向中介效应。

基于威慑理论和供应链风险传染，以2009～2022年沪深A股上市公司为样本，实证检验客户环境行政处罚对企业ESG表现的影响。研究发现，客户环境行政处罚具有供应链传染效应，能够显著促进企业的ESG表现。机制检验表明，客户环境行政处罚通过倒逼企业绿色转型升级、社会责任修复增效和监督治理优化3个层面提升了其ESG表现。异质性分析发现，在公众环境关注度较高、行业竞争激烈、供应链关系紧密等背景下，客户环境行政处罚对企业ESG表现的促进效果更加显著。进一步研究发现，客户环境行政处罚下企业ESG责任履行是实质性行为，而非策略工具。

在政府鼓励区块链应用的背景下，以政府、供应商和公平关切零售商组成的农产品供应链为研究对象，探究政府补贴对供应链各成员决策的影响。研究表明：①当区块链研发成本比率系数较大时，政府将有意愿提供相关补贴政策。②政府补贴能使区块链溯源水平、供应链成员利润均提高，且存在供应商“搭便车”行为。③销量补贴与消费者补贴下的区块链溯源水平更高，政府绩效更好；当政府补贴支出总额有限且较小时，建议优先选择研发成本补贴。④销量补贴与消费者补贴的激励效果相同；为防止企业骗补，政府应合理规划补贴力度与规制产品定价。⑤零售商公平关切只影响批发价格和供应链利润分配。

聚焦于人工智能生成（AIGC）广告情境，探讨两种典型披露策略（技术性披露和关系性披露）如何通过信息真实性与表达真实性影响用户信任，并进一步考察用户个体特质（如AI欣赏）与外部情境因素（如广告诉求）在其中所起的调节作用。通过多项情境实验，构建并验证了一个被调节的双中介路径模型。研究发现，技术性披露主要通过提升信息真实性来建立信任，且此效应在高AI欣赏用户和理性广告诉求情境下尤为显著；关系性披露则主要依赖增强表达真实性来促进信任，其影响在低AI欣赏用户和感性广告诉求情境中更为突出。

基于2010~2022年沪深A股上市公司数据，实证检验竞争经验对企业数字化转型程度的影响及边界效应。研究发现：竞争经验对数字化转型程度的影响呈现显著倒U形特征；吸收能力及政治关联对二者关系起到双重调节效应，在缓解企业转型资源匮乏的同时，也会带来过度挤占转型资源的风险，促使竞争经验与数字化转型程度间的倒U形曲线更加陡峭。进一步研究发现，微观层面企业创新能力的增强、中观层面行业竞争程度的提高及宏观层面区域数字经济发展水平的提升，均可发挥企业创新生态环境的高质量优势，显著延长竞争经验对数字化转型程度的正向影响区间。

基于2011~2019年“互动易”和“e互动”平台数据，考察投资者-上市公司ESG信息互动对企业“漂绿”行为的影响及其作用机理。研究发现，投资者-上市公司ESG信息互动会通过提升企业信息透明度、降低管理层短视行为、增加企业声誉压力的渠道抑制企业“漂绿”行为。调节效应检验结果表明，企业内部的冗余资源能够增强投资者-上市公司ESG信息互动对企业“漂绿”行为的抑制作用，而外部的社会信任则对投资者-上市公司ESG信息互动的作用产生了替代效应。异质性分析发现，当投资者注册用户占比较高以及ESG信息互动语调积极性较低时，投资者-上市公司ESG信息互动对企业“漂绿”行为的抑制作用更显著。

基于吸收能力理论，以中国“智慧城市”建设构造准自然实验，探究商业环境数字化对企业开放式创新的影响。研究发现，商业环境数字化显著提升了企业开放式创新水平，并且企业的研发强度和数字化转型程度能够增强这一积极效应。机制分析表明，商业环境数字化通过提高企业所在地区的知识丰富度与知识流动性，有效促进了企业开放式创新。

基于调节定向理论，通过对制造业企业员工收集的3阶段398份问卷数据进行分析，探究了组织AI准备这一AI变革前期的组织实践对员工工作重塑影响的双重动机机制。研究结果表明：学习动机在组织AI准备与员工促进型工作重塑关系间起部分中介作用，印象管理动机在组织AI准备与员工防御型工作重塑关系间起完全中介作用；易变性职业生涯倾向正向调节组织AI准备与员工学习动机和印象管理动机的关系，而且正向调节学习动机/印象管理动机在组织AI准备与促进型工作重塑/防御型工作重塑关系间的中介作用。

采用多案例研究方法，基于9个平台型企业的案例资料，探讨了多团队系统的特征、构建原因及其影响系统产出的作用机制。研究结论表明：平台型企业所构建的多团队系统具有动态性、差异性、内部互通、外部互联、内外协同特征，并且根据这些特征的不同，其会呈现出不同的跨团队协作模式；平台型企业构建多团队系统的原因既包括团队间各自为政、客户需求、业务等远端因素，也包括数字化平台、产品/市场/用户驱动、薪酬/考核驱动、透明文化等近端因素；平台型企业多团队系统会通过团队间协作、认同、领导及过程等机制来影响系统产出。

以4家陷入财务危机企业为案例研究对象，采取程序化扎根理论分析方法，探究了企业财务危机的演进过程，分别归纳了企业在轻度危机、危机加剧、重度危机3个时期的阶段性特征以及各阶段间的演进机制。研究结果发现：企业家追求管理层权力与过度自信会导致企业从轻度危机发展至危机加剧；加速、加剧企业陷入重度危机的机制是经营循环或融资循环被打破后形成的正反馈交互关系，这在宏观上表现出经济下行期的金融加速器效应。对此，企业可通过引入资源能力互补或具备风险承担能力的利益相关方，抑制双循环交互产生的恶性循环，避免陷入重度危机。

以中国各地级市公共数据平台上线为准自然实验，基于2009~2022年中国A股上市公司数据，采用多期双重差分模型评估公共数据开放对企业内部收入差距的影响。研究发现，公共数据开放显著扩大企业内部收入差距。机制检验表明，公共数据开放通过管理层能力提升和风险补偿渠道提高管理层薪酬，进而扩大了企业内部收入差距。异质性分析显示，公共数据开放对管理层具备数字化背景、高技能员工占比较小、民营性质和资本技术密集型行业的企业内部收入差距影响更大。

选取2007~2022年2 369家A股制造业上市公司数据，检验高铁开通对企业高质量发展的影响。研究发现，高铁开通显著促进了企业高质量发展。机制分析表明：高铁开通可以通过降低供应链依赖来促进企业高质量发展，且主要是降低下游客户依赖；同时，在环境不确定性较高的情境中，企业降低供应链依赖的行为倾向更明显。异质性研究显示，对于非国有企业、高科技行业、处于供应链政策环境和数字政策环境较差地区的企业，高铁开通对企业高质量发展的促进作用更显著。进一步研究发现，企业降低供应链依赖有利于促进企业绩效稳定性和加快供应链上的资金流动效率，但也伴随着产品流动效率的损失。

基于对39篇文献的40个独立研究（总样本量N=16 143）进行元分析，检验人才管理实践与员工工作态度、绩效的关系，以及行业类型的调节作用。研究结果发现：排他性人才管理实践与员工工作满意度、工作投入、组织承诺、角色外绩效显著正相关，与离职倾向显著负相关，与角色内绩效正相关但不显著；包容性人才管理实践与员工工作满意度、工作投入、组织承诺、角色内绩效、角色外绩效显著正相关，与离职倾向显著负相关。相比排他性人才管理实践，包容性人才管理实践与组织承诺、离职倾向的相关性更高；行业类型显著调节人才管理实践与员工离职倾向的关系，与劳动密集型行业相比，人才管理实践与员工离职倾向的相关性在知识密集型行业中更高。

以2008~2023年中国上市平台企业数据为样本，采用双重差分方法评估平台企业并购对劳动收入份额的影响。研究发现：平台企业并购能够通过提升市场势力、推动技术进步、促进零工经济3个作用渠道显著降低劳动收入份额。异质性分析表明，在高融资约束企业、高科技行业，以及劳动保护力度较弱的地区，平台企业并购对劳动收入份额的降低作用更加明显。进一步研究发现，平台企业并购将提升高技能员工劳动收入份额，压缩低技能员工劳动收入份额；同时，平台企业并购对劳动收入份额的影响与其并购规模有关，并购规模增大将显著降低企业劳动收入份额。

以2008～2022年沪深A股分拆上市公司为研究对象，实证检验分拆上市对IPO定价效率的影响。研究发现，分拆上市显著降低IPO定价效率，表现为分拆上市公司的IPO抑价率更高，且主要是一级市场发行定价过低的结果。机制检验表明，分拆上市公司抑价更高源于管理层采取了利益输送和业绩粉饰行为；在此情况下，管理层更倾向于设定一个相对较低的发行价格，以规避发行失败和IPO破发所带来的灾难性后果，从而确保私人利益的“兑现”。异质性分析表明，分拆上市对IPO定价效率的负向影响在公司透明度低、外部监督不足时更为显著。

基于努力-恢复模型理论框架，采用经验取样法，通过连续10个工作日对被试进行每日两次问卷调研，获取个体内834个有效观测值，探讨了员工每晚技术辅助的补充工作通过心理脱离对每晚家庭角色绩效和第二天工作主动行为的影响，并考察特质韧性的跨层次调节作用。多层次路径分析结果发现：每晚技术辅助的补充工作通过降低心理脱离对每晚家庭角色绩效产生间接影响；特质韧性不仅调节了每晚技术辅助的补充工作与心理脱离之间的关系，还调节了每晚技术辅助的补充工作通过降低心理脱离影响每晚家庭角色绩效这一间接效应。

为了探究内容营销中，平台、商家、创作者在现金激励和流量激励两种模式下的最优决策及关键市场因素的影响机制，构建两种激励策略下的商家收益模型，比较各方决策与收益。研究表明：①商家的现金激励金额和流量激励数量均与创作者基础流量负相关，创作者基础流量越大，商家的现金激励金额与流量激励数量都越少；②创作者的最优努力水平与参与内容营销的创作者数量有关，创作者数量越多，其最优努力水平越低，故创作者需根据市场竞争调整努力投入；③商家选择激励策略时应考虑创作者数量与自身市场规模，若市场规模大且招募创作者少，宜采用流量激励，随着市场规模减小或创作者增多，可转向现金激励。

以2010~2021年非金融衰退企业为研究样本，探究衰退企业金融资产配置路径依赖效应的形成机理及其后果。研究发现：企业以往对金融资产配置的依赖程度越高，其在面临衰退时金融资产配置的动机越强，并且行业同群效应进一步加剧了这种路径依赖性；限定其他条件，金融资产配置并不能更好地帮助衰退企业实现业绩逆转，进一步验证了“脱实向虚”假说和消极变革观。异质性研究发现，当衰退企业不是出于融资和复苏动机，而是基于投机动机进行金融资产配置时，金融资产配置对业绩逆转的负向影响更强。此外，细分金融资产类型发现，短期金融资产配置有助于衰退企业实现业绩逆转，而长期金融资产配置并不能帮助衰退企业实现业绩逆转。

以高管股权激励有效性为切入点，选取2013~2019年我国A股上市公司为样本，采用微信财经公众号数据，实证检验社交媒体的治理效应。研究表明：社交媒体报道越多，高管股权激励的有效性越高；区分不同企业情境发现，对于分析师跟踪越少、投资者关注度越高以及股东保护越完善的企业，社交媒体更能提高股权激励有效性；区分媒体报道类型发现，当企业更可能被媒体详细报道、被原创类媒体报道以及被高影响力媒体报道时，社交媒体的治理效果越显著；进一步区分股权激励阶段发现，社交媒体主要影响的是高管授予阶段而非行权阶段的有效性。

基于刻板印象内容模型，从用户关系规范取向视角出发，通过3个不同AI服务情境的实验，探索AI客服使用表情符号对用户满意度的影响，以及用户温暖感知和能力感知在其中的作用机制。研究发现：AI客服使用表情符号对用户满意度有更积极的影响；用户的温暖感知和能力感知在AI客服使用表情符号与用户满意度间起中介作用；用户关系规范取向调节AI客服使用表情符号与温暖感知和能力感知间的关系，并且温暖感知和能力感知对AI客服使用表情符号与用户满意度间关系的中介作用，也受到用户关系规范取向的调节。

基于自我决定理论，通过问卷调查法收集58个团队领导和396个员工的配对样本，探讨领导授权赋能行为感知对员工创造力的影响机制。研究结果表明：领导授权赋能行为感知通过创造过程投入积极影响员工创造力；基于创造力的外部奖励不仅正向调节创造过程投入对员工创造力的直接效应，而且正向调节领导授权赋能行为感知通过创造过程投入对员工创造力的间接效应。

选择中国沪深A股上市公司2012~2023年的数据为研究样本，运用文本分析技术识别并界定与人工智能相关的并购事件，重点分析此类并购对企业创新活动的实际影响。研究发现，进行人工智能并购有利于企业进行创新活动，其作用机制是人工智能并购提高了创新效率并降低了创新成本。基于企业特征的异质性检验发现，民营企业和成长性高的企业发起人工智能并购更能促进企业创新活动；基于行业与地区因素的异质性检验则表明，人工智能并购对企业创新的促进作用在竞争水平高的行业、非高科技行业、知识产权保护水平高以及数据禀赋水平高的地区更为显著。拓展性分析发现，人工智能并购主要促进了非AI方面的创新，意味着人工智能技术更多发挥了赋能企业主业创新发展的作用；相比于非人工智能并购，人工智能并购也更能为企业创造市场价值。

基于工作要求-资源（JD-R）模型，通过对309份情境实验数据（研究1）和352份多时点、多来源的问卷数据（研究2）分析，探讨算法管理通过工作投入、工作倦怠两条路径对传统企业员工创新行为影响的双刃剑效应，以及组织认同感在上述路径中的调节作用。研究结果表明：算法管理通过提高员工工作投入增强其创新行为，通过增加员工工作倦怠而削弱其创新行为；组织认同感正向调节算法管理与工作投入的关系，负向调节算法管理与工作倦怠的关系，即高组织认同感增强算法管理对工作投入的正向关系，削弱算法管理对工作倦怠的正向关系；组织认同感调节算法管理通过工作投入、工作倦怠两条路径影响员工创新行为的间接效应。

基于委托代理视角考察数字创新对成本独特性的影响。以2012~2022年沪深A股上市公司为样本，研究发现：数字创新能够显著抑制成本独特性；数字创新主要通过提高信息质量、提升治理水平、增加投资者关注抑制成本独特性；实质性数字创新和策略性数字创新均能够有效抑制成本独特性，但实质性数字创新的抑制作用更加显著；数字创新主要对负向偏离和过度偏离的成本发挥抑制作用，并能够显著提升竞争优势动因驱动的成本独特性；在管理层权力大、业绩压力大和竞争 激烈的情况下，数字创新更能抑制成本独特性；当政府数字化关注度高和媒体报道数字化关注度低时，数字创新对成本独特性的抑制作用更加明显。此外，数字创新能够有效缓解成本独特性对企业新质生产力的负面影响。

以2007~2021年重污染行业上市企业为研究对象，实证检验共同机构持股对企业环保投资决策的影响。研究发现，共同机构持股降低了企业环保投资水平，支持了竞争合谋假说，且这一效应随着共同机构投资者合谋动机和能力的提高而更加明显。进一步研究发现：共同机构持股降低企业环保投资的作用机制是提升了企业市场垄断地位，由此削弱了企业开展环保投资的内在动力；共同机构持股主要是减少了企业战略性环保投资，而不影响企业合规性环保投资；企业环保投资水平的下降并非是共同机构持股协同治理效应的结果；共同机构持股对企业环保投资决策的竞争合谋效应在非国有、媒体关注度较低和环境规制强度较低的企业中更加显著。

首先，通过提出“端到端范式”，并将其界定为一种由人工智能驱动的新型组织管理范式。该范式并非对现有组织理论的局部优化，而是对管理学基本假设与核心逻辑的体系性重组，旨在回应AI技术对传统分工范式构成的挑战，推动组织在主体构成、结构单元与运行机制上的深度重构。然后，通过理论建构，创新性地提出“智慧体”作为人机融合的新型工作主体的观点，主张以动态任务流替代静态岗位设置，从而实现组织单元的弹性配置与管理——业务活动的深度融合，并由此推导出6个核心理论命题。最后，通过引入酷开科技公司的实践案例，具体阐释了“端到端范式”在真实组织情境中的实施路径与落地成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