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调节焦点理论和企业行为理论，以2012~2022年中国A股上市企业数据为样本，实证分析高管团队在环境议题的调节焦点对企业绿色创新偏好的影响与边界条件。研究发现：环境议题的促进焦点对企业实质性绿色创新偏好具有正向影响，而预防焦点对这一关系有抑制作用。环境绩效正反馈弱化了促进焦点对企业实质性绿色创新偏好的正向影响，削弱了预防焦点对此的负向影响；环境绩效负反馈强化了促进焦点对企业实质性绿色创新偏好的正向影响，增强了预防焦点对此的负向影响。拓展性分析表明，环境绩效正反馈的调节作用在非重污染行业的企业中更显著，而环境绩效负反馈的调节作用在重污染行业的企业中更为强烈。

以瓦轴集团为例，采用单案例研究方法探索老国企如何通过数字化解锁来释放数字化转型的潜力。研究结果发现，数字化解锁是缺乏资源和能力基础的老国企成功实现数字化转型和“弯道追赶”的关键所在。老国企的数字化解锁包括“校准—释放—激活”3个维度，即校准数字化战略方向，释放组织灵活性，激活员工动能。其中：校准措施包括制定数字化转型战略、与业务战略对齐；释放措施包括打破传统组织架构、重构管理制度、规范业务流程；激活措施包括打破IT与业务壁垒、重构员工知识体系、内化员工数字化思维。

基于国际生产折衷理论（OLI范式）和动态能力理论，以比亚迪新能源汽车的国际化历程为案例，探讨了全产业链先进制造业企业保持国际竞争优势的内在机理。研究结果发现：①动态能力与所有权、区位与内部化三大优势协同演化，即资源驱动重构所有权优势，制度驱动获取区位合法性，价值驱动升级内部化优势。②全产业链结构是动态能力与上述优势协同的核心媒介，其“垂直整合—模块适配—生态开放”的层级演化，支撑企业从技术控制向生态主导跃迁。③动态能力通过“资源驱动—制度驱动—价值驱动”路径分阶段演进：资源驱动阶段聚焦核心技术整合与市场策略制定；制度驱动阶段强化合规突破与本土化实践；价值驱动阶段通过生态赋能实现标准输出。

基于“十四五”期间（2021～2025年）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工商管理学科（含面上、青年、地区、重点及重大项目）的申请与资助数据，使用文献计量与文本挖掘方法，从项目申请人、依托单位及地域分布、研究主题等多维视角分析了学科发展态势、研究热点及关键问题。研究结果发现：工商管理学科整体呈现稳定发展趋势，青年科学基金项目（C类）申请量增幅显著，研究活跃度持续提升；重大类型项目部署聚焦国家战略需求、关注企业主体，形成产业链韧性、数智化转型等特色研究方向；学科进一步凸显科学问题导向与方法论规范，推动范式转型与方法创新。

基于企业行为理论和前景理论，以2010~2021年中国上市企业为样本，实证检验绩效期望落差对企业数字化转型的影响。研究发现：绩效期望落差与企业数字化转型间存在倒U形关系。机制检验表明，绩效期望落差通过影响技术创新能力和内部控制能力，从而作用于企业数字化转型。资源冗余弱化了绩效期望落差下的数字化转型效应，管理层宏观经济认知强化了绩效期望落差下的数字化转型效应。异质性分析表明，高技术企业和国有企业的阈值效应相对滞后，在绩效期望落差下的数字化转型响应程度更大。

利用国地税合并事件，采用双重差分方法分析国地税合并对企业异地投资的影响。研究发现，国地税合并能够减少企业异地子公司数目。机制检验表明，国地税合并通过区域税收征管、企业利润转移空间来抑制企业异地投资。进一步分析表明，国地税合并能够精准识别不同类型企业，增加避税类的异地投资企业实际税负，而对真实类异地投资企业的税负没有实际影响。异质性检验表明，其治理效应在异地子公司所在地区的政府干预强、法制环境差和民营企业样本中更显著。

基于技术-经济范式理论框架，构建人工智能与企业供应商“锁定效应”间的关系模型，并从信息优势与竞争优势两方面，梳理并揭示其内在机制。在此基础上，选取2007~2023年中国A股非金融类上市企业为样本进行实证检验。研究表明，人工智能可以有效缓解企业供应商“锁定效应”，在考虑内生性及稳健性问题后结果依然成立。人工智能通过增强企业信息和竞争优势来缓解供应商“锁定效应”。异质性分析发现，人工智能与企业供应商“锁定效应”的关系，受国家有关政策、地方税收负担的影响，且仅在制造业企业中显著。

基于调节定向理论，通过对制造业企业员工收集的3阶段398份问卷数据进行分析，探究了组织AI准备这一AI变革前期的组织实践对员工工作重塑影响的双重动机机制。研究结果表明：学习动机在组织AI准备与员工促进型工作重塑关系间起部分中介作用，印象管理动机在组织AI准备与员工防御型工作重塑关系间起完全中介作用；易变性职业生涯倾向正向调节组织AI准备与员工学习动机和印象管理动机的关系，而且正向调节学习动机/印象管理动机在组织AI准备与促进型工作重塑/防御型工作重塑关系间的中介作用。

基于中国传统五行思想的系统论视角，运用案例研究方法对“胖东来”的系统性制度创业实践进行深入剖析，发现“胖东来”以五行系统为内在机理，通过水木火土金这5个阶段的螺旋演进，构建了一个从边缘个体到场域中心主体的系统性制度创业过程。研究结果表明：“胖东来”的系统性制度创业展现出3个关键特征：在过程维度，实现了从个体规范到场域形成的跃升；在机理维度，形成了基于相生相克的双螺旋结构；在制度逻辑维度，建立了以道德为核心驱动的创新体系。

基于社会信息加工理论，采用经验取样法，收集103名参与者在连续5个工作日的调查数据，并通过385对两时点的上下级配对问卷调查进行了稳健性检验，以期深入探讨员工每日AI创造力感知对其创新行为的影响作用。研究结果表明：员工每日AI创造力感知正向预测了其创造力自我效能感，从而在随后的工作日中促进了员工次日创新行为的产生，但这种AI创造力感知同时也引发技术焦虑，从而削弱了员工的次日创新行为。此外，AI学习目标导向在上述过程中起到了调节作用，影响了员工每日AI创造力感知对其创新行为的效果。

聚焦于人工智能生成（AIGC）广告情境，探讨两种典型披露策略（技术性披露和关系性披露）如何通过信息真实性与表达真实性影响用户信任，并进一步考察用户个体特质（如AI欣赏）与外部情境因素（如广告诉求）在其中所起的调节作用。通过多项情境实验，构建并验证了一个被调节的双中介路径模型。研究发现，技术性披露主要通过提升信息真实性来建立信任，且此效应在高AI欣赏用户和理性广告诉求情境下尤为显著；关系性披露则主要依赖增强表达真实性来促进信任，其影响在低AI欣赏用户和感性广告诉求情境中更为突出。

以2008~2023年中国上市平台企业数据为样本，采用双重差分方法评估平台企业并购对劳动收入份额的影响。研究发现：平台企业并购能够通过提升市场势力、推动技术进步、促进零工经济3个作用渠道显著降低劳动收入份额。异质性分析表明，在高融资约束企业、高科技行业，以及劳动保护力度较弱的地区，平台企业并购对劳动收入份额的降低作用更加明显。进一步研究发现，平台企业并购将提升高技能员工劳动收入份额，压缩低技能员工劳动收入份额；同时，平台企业并购对劳动收入份额的影响与其并购规模有关，并购规模增大将显著降低企业劳动收入份额。

基于威慑理论和供应链风险传染，以2009～2022年沪深A股上市公司为样本，实证检验客户环境行政处罚对企业ESG表现的影响。研究发现，客户环境行政处罚具有供应链传染效应，能够显著促进企业的ESG表现。机制检验表明，客户环境行政处罚通过倒逼企业绿色转型升级、社会责任修复增效和监督治理优化3个层面提升了其ESG表现。异质性分析发现，在公众环境关注度较高、行业竞争激烈、供应链关系紧密等背景下，客户环境行政处罚对企业ESG表现的促进效果更加显著。进一步研究发现，客户环境行政处罚下企业ESG责任履行是实质性行为，而非策略工具。

选择中国沪深A股上市公司2012~2023年的数据为研究样本，运用文本分析技术识别并界定与人工智能相关的并购事件，重点分析此类并购对企业创新活动的实际影响。研究发现，进行人工智能并购有利于企业进行创新活动，其作用机制是人工智能并购提高了创新效率并降低了创新成本。基于企业特征的异质性检验发现，民营企业和成长性高的企业发起人工智能并购更能促进企业创新活动；基于行业与地区因素的异质性检验则表明，人工智能并购对企业创新的促进作用在竞争水平高的行业、非高科技行业、知识产权保护水平高以及数据禀赋水平高的地区更为显著。拓展性分析发现，人工智能并购主要促进了非AI方面的创新，意味着人工智能技术更多发挥了赋能企业主业创新发展的作用；相比于非人工智能并购，人工智能并购也更能为企业创造市场价值。

以“任务-关系-变革”三维模型为框架，遵循扎根理论方法，深入探讨数字化领导的内涵与结构，结合探索性因子分析与验证性因子分析等检验流程，开发出数字化领导的量表。研究结果表明，数字化领导包括数字变革思维、数字愿景感召、数字工具应用、数字战略推动、数字沟通协同和数字赋能支持6个子维度，共30个题项。因子分析结果表明，所开发量表的信效度检验均达到理想水平。而后，进一步通过实证研究证实了数字化领导对创造力具有一定的影响。

基于社会信息加工理论，以中国东部某电子科技类集团的278名研发人员为样本，开展了3轮问卷调研，探讨创新激励与创新约束如何对员工越轨创新行为产生交互影响。研究结果表明：在提供高创新激励以及宽松的创新约束（高惩罚灵活度、能够避免过早评价）的组织中，员工拥有更高程度的心理安全感，从而更容易产生越轨创新行为。

基于压力认知评价理论，通过对三阶段350份问卷数据的分析，探究了知识距离对年长员工向年轻同事知识寻求的作用机制和边界条件。研究结果表明：知识距离通过阻碍性评价抑制年长员工向年轻同事知识寻求；知识距离通过挑战性评价促进年长员工向年轻同事知识寻求；年龄包容型人力资源负向调节知识距离与阻碍性评价之间的关系，继而削弱阻碍性评价的负向中介效应；年龄包容型人力资源正向调节知识距离与挑战性评价之间的关系，进而增强挑战性评价的正向中介效应。

首先，通过提出“端到端范式”，并将其界定为一种由人工智能驱动的新型组织管理范式。该范式并非对现有组织理论的局部优化，而是对管理学基本假设与核心逻辑的体系性重组，旨在回应AI技术对传统分工范式构成的挑战，推动组织在主体构成、结构单元与运行机制上的深度重构。然后，通过理论建构，创新性地提出“智慧体”作为人机融合的新型工作主体的观点，主张以动态任务流替代静态岗位设置，从而实现组织单元的弹性配置与管理——业务活动的深度融合，并由此推导出6个核心理论命题。最后，通过引入酷开科技公司的实践案例，具体阐释了“端到端范式”在真实组织情境中的实施路径与落地成效。

采用多案例研究方法，基于9个平台型企业的案例资料，探讨了多团队系统的特征、构建原因及其影响系统产出的作用机制。研究结论表明：平台型企业所构建的多团队系统具有动态性、差异性、内部互通、外部互联、内外协同特征，并且根据这些特征的不同，其会呈现出不同的跨团队协作模式；平台型企业构建多团队系统的原因既包括团队间各自为政、客户需求、业务等远端因素，也包括数字化平台、产品/市场/用户驱动、薪酬/考核驱动、透明文化等近端因素；平台型企业多团队系统会通过团队间协作、认同、领导及过程等机制来影响系统产出。

基于对39篇文献的40个独立研究（总样本量N=16 143）进行元分析，检验人才管理实践与员工工作态度、绩效的关系，以及行业类型的调节作用。研究结果发现：排他性人才管理实践与员工工作满意度、工作投入、组织承诺、角色外绩效显著正相关，与离职倾向显著负相关，与角色内绩效正相关但不显著；包容性人才管理实践与员工工作满意度、工作投入、组织承诺、角色内绩效、角色外绩效显著正相关，与离职倾向显著负相关。相比排他性人才管理实践，包容性人才管理实践与组织承诺、离职倾向的相关性更高；行业类型显著调节人才管理实践与员工离职倾向的关系，与劳动密集型行业相比，人才管理实践与员工离职倾向的相关性在知识密集型行业中更高。

为了探究内容营销中，平台、商家、创作者在现金激励和流量激励两种模式下的最优决策及关键市场因素的影响机制，构建两种激励策略下的商家收益模型，比较各方决策与收益。研究表明：①商家的现金激励金额和流量激励数量均与创作者基础流量负相关，创作者基础流量越大，商家的现金激励金额与流量激励数量都越少；②创作者的最优努力水平与参与内容营销的创作者数量有关，创作者数量越多，其最优努力水平越低，故创作者需根据市场竞争调整努力投入；③商家选择激励策略时应考虑创作者数量与自身市场规模，若市场规模大且招募创作者少，宜采用流量激励，随着市场规模减小或创作者增多，可转向现金激励。

选取2007~2022年2 369家A股制造业上市公司数据，检验高铁开通对企业高质量发展的影响。研究发现，高铁开通显著促进了企业高质量发展。机制分析表明：高铁开通可以通过降低供应链依赖来促进企业高质量发展，且主要是降低下游客户依赖；同时，在环境不确定性较高的情境中，企业降低供应链依赖的行为倾向更明显。异质性研究显示，对于非国有企业、高科技行业、处于供应链政策环境和数字政策环境较差地区的企业，高铁开通对企业高质量发展的促进作用更显著。进一步研究发现，企业降低供应链依赖有利于促进企业绩效稳定性和加快供应链上的资金流动效率，但也伴随着产品流动效率的损失。

基于信号理论，以瑞幸咖啡、小米为主品牌，通过3个实验探索品牌联合模式对品牌关系质量的作用机制及边界条件。研究表明：相比视觉品牌联合，消费者对成分品牌联合的感知创新性更高、品牌关系质量更强， 品牌体验在其中所起的中介作用因联合模式和产品类型不同而异；成分品牌联合较之于视觉品牌联合，情感体验、行为体验和思考体验的中介作用均成立，感官体验和关联体验则部分成立；选购品较之于便利品，关联体验的中介效应更显著；感知创新性与品牌体验在品牌联合模式对品牌关系质量的影响中具有链式中介作用；消费者世俗理性水平会削弱感知创新性对品牌体验的正向影响。

针对需求信息不对称下供应商在零售平台上的渠道侵入策略选择问题，构建由供应商和零售平台构成的二级供应链信号博弈模型，探讨不侵入（仅使用平台分销）、承诺侵入（在平台订货前预先承诺寄售量）和延迟侵入（观察到零售平台订货量后决策寄售量）3种策略。研究表明：当零售平台佣金费率较低时，供应商偏好侵入寄售渠道；佣金费率较低且市场波动幅度较小时，延迟侵入为最优选择；其他情况下，供应商偏好承诺侵入。然而，依赖平台订货量作为需求信号进行决策并非总是有利，高履行成本或低需求波动时，忽视该信号对供应商更有利。

基于组织信息处理理论，以515份制造企业调研数据为研究样本，探究大数据分析能力能否以及如何影响绿色创新。研究结果发现：大数据分析能力对绿色创新存在显著正向影响；数字化供应链平台在大数据分析能力与绿色创新的关系中具有部分中介作用；数字化供应链平台和绿色供应链整合在大数据分析能力和绿色创新的正向影响中存在链式中介作用；控制导向型文化负向调节该链式中介作用。

在两条竞争的供应链下，通过构建Stackelberg博弈模型，研究政府不同的补贴政策（无补贴、单位成本补贴、绿色技术投资补贴）和消费者偏好如何影响新能源汽车企业的生态创新水平、利润及社会福利。研究表明：在给定的补贴政策下，当新能源汽车型消费者的比例增大或燃油汽车型消费者比例减小时，新能源汽车制造商的生态创新水平会提高；相比无补贴的情况，补贴提高了新能源汽车制造商的生态创新水平和利润；在政府补贴下，当新能源汽车型消费者的比例较大时，政府应提供单位成本补贴，反之提供绿色技术投资补贴。

基于主动动机模型，引入领导成员交换、团队成员交换、公民压力和职业敏捷性4个调节变量，从原因动机、能力动机和能量动机3个方面构建了员工建言意愿引致行为的整合模型，并通过两阶段跟踪调查所收集的366份有效样本数据进行统计分析。研究结果表明：员工建言意愿与建言行为存在中等程度的正相关；领导成员交换和团队成员交换充当能力动机来源，能够强化建言意愿对建言行为的正向预测作用；公民压力和职业敏捷性充当能量动机来源，在员工建言意愿与建言行为关系中分别起着倒U形调节和正向调节作用。

基于制度理论，以2018~2022年我国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实证检验社会信任对企业ESG评级分歧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研究发现，社会信任可以显著降低企业ESG评级分歧。机制检验表明，社会信任有助于改善企业内外部信息环境，进而降低企业ESG评级分歧。进一步研究发现，当企业内部控制强、市场化程度弱、高管绿色认知高以及公众环境关注强时，社会信任对ESG评级分歧的抑制作用更明显；另外，社会信任对社会和治理维度的评级分歧的缓解作用更显著。经济后果检验表明，社会信任通过降低ESG评级分歧会提高企业绩效和资本市场表现。

基于系统合理化理论，通过多时点问卷调查（研究1，325名被试）和情境实验（研究2，218名被试）收集的数据，从第三方视角探讨了旁观者观察到同事违规帮助行为对道德建言的影响机理。研究结果表明：道德愤怒和道德辩护在观察到同事违规帮助行为与道德建言之间起到双中介作用，即旁观者观察到同事违规帮助行为会抑制道德愤怒而减少道德建言；旁观者观察到同事违规帮助行为会增加道德辩护而减少道德建言。另外，人情导向型组织氛围感知在上述关系中起到正向调节作用。

基于资源依赖理论与动态能力理论，选取2012～2022年创业板企业数据样本，揭示数字技术应用对创业板企业成长性的影响机理。研究发现，创业板企业应用数字技术对其成长性有显著的正向影响，且该影响在民营企业、大型企业、东部地区和数字经济发展水平较高省份企业中表现更显著。进一步研究发现，创业板企业应用数字技术对成长性的正向影响受到动态能力的门槛调节，在跨越该门槛后影响显著为正。

基于制度理论和资源依赖理论，选取2011~2022年沪深A股制造业上市公司数据，利用双重差分法考察国家级大数据综合试验区（简称国家大数据试验区）作为非“降碳减排”针对性政策对碳绩效的影响及作用机制。研究发现，国家大数据试验区显著提升了企业碳绩效，这一结论经过一系列稳健性检验后依然成立。机制分析发现，国家大数据试验区能够通过数字驱动、绿色创新、人财保障提升企业碳绩效。异质性分析发现，行业污染越严重、地区环境规制强度越高、高管绿色认知水平越高、政府治理水平越高、媒体关注度以及公众环境关注度越高，国家大数据试验区对企业碳绩效的管理效果越好。

考虑网约车平台向出租车司机支付与私家车司机相同费率的方式，或对出租车订单收取抽成的方式开放平台，探讨平台的开放策略选择问题。分析不开放、网约车订单开放、出租车订单开放和混合开放4种策略，运用运筹优化的方法，构建平台利润模型，通过最大化平台利润得到4种情况下的最优决策。研究表明：4种策略都存在最优区间，市场中的潜在私家网约车司机总数量和出租车市场覆盖度在平台开放策略选择时起到关键作用；平台开放并不总是能增加出租车整体利润和社会福利；出租车订单开放策略下，存在使得出租车总利润与社会福利最大化的出租车数量特定值。

将拟人化品牌角色分为仆人型和伙伴型，基于认知负荷理论，探究敬畏自然对拟人化品牌角色偏好的影响机制和边界条件。研究发现：敬畏自然会提升消费者对仆人型品牌（相对于伙伴型品牌）的偏好；顺化需求中介了上述效应；自我肯定调节了敬畏自然提升消费者对仆人型品牌偏好的效应：对于未自我肯定的消费者，敬畏自然提升其对仆人型品牌（相对于伙伴型品牌）的偏好，而对于经过自我肯定的消费者，敬畏自然反而降低其对仆人型品牌（相对于伙伴型品牌）的偏好。

以2008～2022年沪深A股分拆上市公司为研究对象，实证检验分拆上市对IPO定价效率的影响。研究发现，分拆上市显著降低IPO定价效率，表现为分拆上市公司的IPO抑价率更高，且主要是一级市场发行定价过低的结果。机制检验表明，分拆上市公司抑价更高源于管理层采取了利益输送和业绩粉饰行为；在此情况下，管理层更倾向于设定一个相对较低的发行价格，以规避发行失败和IPO破发所带来的灾难性后果，从而确保私人利益的“兑现”。异质性分析表明，分拆上市对IPO定价效率的负向影响在公司透明度低、外部监督不足时更为显著。

将大数据综合试验区设立视为数据要素集聚的外部冲击事件，基于2011~2021年283个城市面板数据，运用多期双重差分模型探究数据要素集聚对城市创业活力的影响。研究发现：数据要素集聚显著提升了城市创业活力，且这种提升作用在基础设施更为完善、人才储备更为丰富的东部地区城市，以及行政级别更高、享有更多资源与政策支持的直辖市、省会城市中更为明显，这些优势可能有助于数据要素集聚效应的充分发挥，从而加速创新创业的进程。机制检验结果表明，数据要素集聚一方面通过促进传统要素效能释放，提升城市创业活力；另一方面，通过推动数据要素协同传统要素共同发挥作用，增强城市创业活力。

基于资源基础理论和社会网络理论，构建“资源支持-资源配置”“创新同群-竞争合谋”共同影响的框架，探究连锁股东对企业研发投入的影响。以2007~2022年A股上市公司为样本进行实证检验，研究发现：连锁股东与企业研发投入呈倒U形关系。调节机制检验表明：冗余资源和市场势力弱化连锁股东与研发投入之间的倒U形关系，运营效率和数字化转型强化连锁股东与研发投入之间的倒U形关系。异质性分析表明：相较于国企、处于市场化水平较低地区的企业，连锁股东与研发投入的倒U形关系在民企、处于市场化水平较高地区的企业中更为凸显。

基于自我决定理论，通过问卷调查法收集58个团队领导和396个员工的配对样本，探讨领导授权赋能行为感知对员工创造力的影响机制。研究结果表明：领导授权赋能行为感知通过创造过程投入积极影响员工创造力；基于创造力的外部奖励不仅正向调节创造过程投入对员工创造力的直接效应，而且正向调节领导授权赋能行为感知通过创造过程投入对员工创造力的间接效应。

基于工作要求-资源（JD-R）模型，通过对309份情境实验数据（研究1）和352份多时点、多来源的问卷数据（研究2）分析，探讨算法管理通过工作投入、工作倦怠两条路径对传统企业员工创新行为影响的双刃剑效应，以及组织认同感在上述路径中的调节作用。研究结果表明：算法管理通过提高员工工作投入增强其创新行为，通过增加员工工作倦怠而削弱其创新行为；组织认同感正向调节算法管理与工作投入的关系，负向调节算法管理与工作倦怠的关系，即高组织认同感增强算法管理对工作投入的正向关系，削弱算法管理对工作倦怠的正向关系；组织认同感调节算法管理通过工作投入、工作倦怠两条路径影响员工创新行为的间接效应。

以2013~2022年沪深A股民营企业为样本，基于创新要素视角，实证研究国有股权对民营企业双元创新绩效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研究发现，国有股权显著促进了民营企业双元创新绩效的提升，且对突破式创新绩效的促进作用更大。机制分析表明，国有股权通过缓解融资约束、优化人才结构和推动技术合作来提升民营企业双元创新绩效。进一步分析表明，管理者短视削弱了国有股权对民营企业双元创新绩效的促进作用。异质性分析发现，国有股权的促进作用在处于竞争性行业、高成长性和数字化水平较高的民营企业中更加显著。

通过构建无政府补贴、政府平等分配企业利润与消费者福利，以及按权重比例分配3种博弈模型，探究如何制定有效的补贴政策及合理的补贴水平，促进绿色创新产品的市场推广。研究发现：社会福利的变化并非随补贴增加而单调递增；在消费者焦虑水平较低或较高时，应提高补贴以激励购买，而在中等焦虑水平时则宜降低补贴；当消费者焦虑水平较低或适中时，补贴可有效引导消费者从传统产品转向绿色创新产品，但在高焦虑水平下补贴效果有限；若政府更重视企业利润，则更有利于绿色创新产品的市场推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