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陶陶居为研究对象，运用拼装理论揭示老字号品牌长寿的过程和机理。研究发现：在老字号品牌跨层连接与协同中，中观层面品牌管理者识别“制度、物质、精神文化”窗口，通过“解域化—领域化—再域化”的拼装策略，实现合法性获取、巩固到跃迁的动态过程。其涌现机制是制度文化牵引结构对齐以获取道德合法性，物质文化牵引感官对齐以获取务实合法性，以及精神文化牵引情感对齐以获取认知合法性。三者之间的螺旋式交互平衡了老字号品牌的连续性和变化，从而实现老字号品牌长寿。

选取4家中国企业进行多案例研究，探究其重塑中国市场高端需求图景以实现高端化战略变革的过程机理。研究发现：①中国企业高端化战略变革需深挖中国市场真正高端需求内涵，塑造一个合理的高端需求图景，为高端化战略变革构造新基础；②高端化战略变革中，中国企业重塑高端需求图景的策略包括增维和升维两种，二者殊途同归；③组合增维和升维策略形成高端需求图景重塑策略组合，并依据其是否涉及非质量维度，将此组合划分为扩展型和纵深型两种；④两种重塑策略组合均可促使中国企业实现高端化战略变革对内提升综合实力、对外塑造高端品牌的双重目标，驱动变革实现。

基于2010~2021年地级及以上城市数据，以国家知识产权示范城市政策为准自然实验，分析知识产权治理能力对企业进入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影响。研究发现：城市提升知识产权治理能力可以吸引企业进入战略性新兴产业。机制检验表明，知识产权治理能力的提升通过增强知识溢出、纾解融资困境和丰富人才供给来驱动企业进入战略性新兴产业。异质性分析发现，在位于东部地区、行政等级较高、市场分割较弱以及针对战略性新兴产业设立知识产权保护中心的城市中，提升知识产权治理能力对企业进入战略性新兴产业的积极作用更显著。进一步讨论表明，增强知识产权治理能力可以促进企业进入战略性新兴产业，进而有助于培育战略性新兴产业集群和提升城市新质生产力，且提高知识产权治理能力的积极影响具有空间溢出效应。

采用2007~2022年中国上市集团公司的样本，探究子公司反哺在缓解气候风险影响集团经营业绩中的作用。研究发现，当母公司面临更高气候风险时，集团整体经营业绩通常会下降，而子公司增加分红可缓解这一负面影响。机制分析显示，气候风险促使母公司将生产活动转移至子公司，且子公司增加了向母公司的分红，这一动态过程发挥了企业集团的气候风险避难所效应；低气候风险地区子公司和异地子公司数量较多、子公司地理位置较分散时，子公司分红的缓解效应更强。异质性分析表明，对于融资约束较严重、子公司代理成本较低的企业集团，子公司增加分红更显著地发挥了气候风险抵御效果。

基于高阶理论，以2014～2023年A股高新技术企业为样本，探讨AI领导力对数字化创新的影响效应。研究表明：AI领导力对企业数字化创新具有正向影响，创业导向和组织惯例在其中起中介作用，高管政治关联和企业适应能力均强化了AI领导力对数字化创新的正向影响。进一步研究发现：①从数字化创新类型看，AI领导力促进数字化产品和流程创新，但与数字化商业模式创新无显著关系；②从动态视角看， AI领导力对数字化创新的正向影响存在时间连续性，但影响效应随着时间推移而逐渐减弱；③在行业竞争互动更激烈、数字基础设施更完善以及技术人力资本更充足的情境下，AI领导力对数字化创新的促进效应更显著。

基于扎根理论，通过大样本开放式问卷调查，系统探究了工作意义感与无意义感的来源及二者之间的关系，构建了“工作意义感-无意义感”的理论框架并结合不同代际进行了探讨。研究结果发现：工作意义感前因按普遍性排序依次为贡献、自我实现、认可、关系、环境、领导行为和工作内容；工作无意义感前因则依次为环境、领导行为、工作内容、无法自我实现、消极认识、关系与无贡献；工作意义感与无意义感并非非此即彼，而可能是“工作意义感-没有工作意义感”和“工作无意义感-没有工作无意义感”的关系，并分别受到意义激发因素、无意义激发因素的影响；不同代际的工作意义感前因并无突出差异，但就工作无意义感前因而言，改革前一代更突出了领导行为的影响，改革一代中组织情境是更为显著的前因，而后改革一代则更强调了组织情境和工作特征的作用。

基于社会信息加工理论，通过对来自多个知识型企业一线员工的514份三阶段追踪调查数据的实证分析，探究了平台型领导抑制员工知识隐藏行为的心理安全感和情感承诺双路径过程模型，以及上下级匹配在其中的调节作用。研究结果表明：平台型领导通过提升知识型员工的心理安全感和情感承诺，显著降低其知识隐藏行为；上下级匹配在上述过程中起到了正向调节作用，即上下级匹配度较高时，上述间接效应更强，反之则更弱。

基于媒介情境理论，通过两阶段收集的290份问卷数据，探究了企业社交媒体（ESM）沟通可见性对员工组织公民压力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ESM沟通可见性的信息透明和网络半透明对员工获得型和防御型印象管理行为均有正向影响，且网络半透明影响更大；防御型印象管理行为对员工组织公民压力有正向影响，且ESM沟通可见性的网络半透明通过防御型印象管理行为的完全中介正向影响员工组织公民压力。另外，员工自我监控水平在上述关系中起正向调节作用。

基于2011~2023年中国沪深A股上市公司数据，通过多时点双重差分模型探讨公共数据开放对绿色技术创新的作用路径及异质性特征。研究表明，公共数据开放显著推动企业绿色技术创新，通过优化企业投资水平、促进企业数字化转型和提高企业运营管理效率等机制发挥作用。进一步的异质性分析显示，数据开放平台上线的促进效应对环境保护重点城市企业、无政企纽带企业、高水平内部控制企业以及高新技术企业的影响更为明显。

基于社会网络理论，探讨供应链网络结构对企业实质性创新的影响，并分析通才型领导的调节作用。以2005~2020年中国上市企业为样本，研究表明：供应链网络广度和深度与企业实质性创新呈倒U形关系，空间复杂性对实质性创新具有正向作用；通才型领导削弱了广度与深度对实质性创新的边际效应，强化了空间复杂性对创新的促进作用；在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增强情境下，网络深度与空间复杂性对实质性创新的效应更为显著，而网络广度与创新之间的倒U形关系趋于平缓，体现了动态环境下供应链网络结构对创新的差异化影响机制。

选取2011~2022年沪深A股上市企业数据，实证检验政府补助、数字化转型对制造业企业新质生产力提升的作用机制。研究发现：①政府补助显著促进新质生产力提升，但在补助水平过低时产生反效果。②数字化转型对新质生产力的影响呈现U形关系。当数字化转型从低向中等水平发展时，其边际效应递减；当转型超越临界点后，能显著促进新质生产力提升。同时，数字化转型在其中充当中介角色。③数字化转型的驱动效应在企业生命周期、行业类型和污染特征上均表现出显著异质性。淘汰期2阶段企业相较于初创企业，数字化转型的驱动效应最为显著；高科技行业表现出更加显著的U形关系，而高污染行业则有所不同。

基于参与机制和情绪机制，通过1项Facebook平台的现场实验和3项情境实验，探讨平面广告中产品动感展示和静态展示的适用情境和心理机制。研究发现，产品动感展示会拉近消费者与产品的心理距离，静态展示则会导致消费者与产品保持一定的心理距离，这种联想差异进而对不同品牌定位的产品产生截然相反的营销效果。对于流行品牌的产品，动感展示时消费者的产品态度更积极；对于奢侈品牌的产品，静态展示时消费者的产品态度更积极；由产品展示方式触发的消费者与产品间的心理距离起到中介作用。

基于观察法、访谈法和内容分析法，通过剖析品牌元宇宙中的触点、用户体验并划分旅程阶段，构建品牌元宇宙的用户体验旅程。研究发现：品牌元宇宙中的触点包括数字化身、工具包与虚拟场景，用户体验包括认知、情感和行为体验；用户体验旅程由准入、游览与转化阶段中的65条“触点-用户体验”关联路径构成，其中最重要的路径是“虚拟空间室内场景-设计特性感知/品牌或产品知识感知”；基于品牌与基于平台的品牌元宇宙用户体验旅程在准入和转化阶段差异最大；设计特性感知、提高效率分别为感官探索型和价值感知型用户获得的最重要体验，构成两类用户旅程的重要路径存在差异。

基于自我扩展理论，通过多情境实验与田野实验，探讨人工智能交互类型（伙伴型vs.管家型）影响顾客体验的直接效应、中介效应及调节效应。研究发现：相较于管家型交互，伙伴型交互能够激发更高水平的感知控制、温暖感知与顾客体验，且感知控制和温暖感知在人工智能交互类型对顾客体验的影响中起中介作用；服务类型和自我感知独特性在交互类型对顾客体验的影响中起调节作用：对于享乐型服务和高自我感知独特性顾客，伙伴型交互（vs.管家型交互）对感知控制与温暖感知的促进作用更为明显，而对于功能型服务与低自我感知独特性顾客，两类交互的影响无显著差异。

以中国制造业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实证考察工业机器人使用对管理层年报语调操纵行为的影响。研究发现，工业机器人使用显著抑制了管理层年报语调操纵行为；并且，公司人力资本水平与技术基础会对上述抑制效应的发挥产生影响。机制分析结果表明，工业机器人使用能够强化公司内部治理、吸引投资者关注，以及提升公司业绩表现，从而约束管理层语调操纵的动机与空间。异质性检验发现，工业机器人使用对管理层年报语调操纵的约束作用，在公司聘请非四大会计师事务所、所属行业竞争较为激烈，以及所处宏观经济环境较为不确定时更为显著。

以2007～2022年沪深A股上市公司为样本，从非监管型治理视角探究供应链信用融资对企业违规的影响。研究表明：稳定充足的供应链信用融资对企业违规具有抑制作用。机制识别表明，供应链信用融资经由3条路径传递积极信号约束企业违规。进一步研究发现：准自然实验回归结果证实了“一带一路”建设在供应链信用融资抑制企业违规中的正向政策效应；非国有企业与供应链集中度较高的企业，供应链信用融资对企业违规的抑制作用更为显著；分析师关注与供应链信用融资存在互补效应，增强了供应链信用融资对企业违规的抑制作用；高管团队变更与供应链信用融资存在替代效应，削弱了供应链信用融资对企业违规的抑制作用。

构建由我国出口商和欧盟进口商组成的跨国供应链，探讨我国出口商应对欧盟碳边境调节机制的再生利用策略和我国政府的奖惩机制设计。研究表明：即便再生利用增加生产成本，但因其具有降碳效果，我国出口商也可能采用以应对碳边境调节机制；再生利用应对碳边境调节机制的效果取决于其边际成本效应，当边际成本效应较低时可缓解碳边境调节机制的负面影响，反之则加剧；政府可采取基于再生利用率和基于碳排放水平的奖惩机制促进我国出口商再生利用，提升其再生利用率、销售量和利润，减轻碳边境调节机制的负面影响。

基于电商平台干线-支线协同决策优化需求，探讨一种多商品供需未匹配两阶段车辆路径问题。建立一个混合整数规划模型，基于成本节约思想构建初始可行解，并通过3个移除算子、1个修复算子、2个插入算子、4个交换算子和迭代局部搜索框架来改善初始解质量。研究表明：①该算法可快速对小规模问题求出最优解，求解中大规模问题在质量和效率上明显优于CPLEX；②提出的协同决策方案相对企业人工决策方案可节约16.65%的成本；③多商品联合运输相对单商品独立运输可节约69.83%的成本；④软时间窗相对硬时间窗可节约4.92%的成本。

通过对2005～2025年近20年间有关明星员工“阴暗面”的文献进行述评，揭示了明星员工多层次的消极影响效应，并呼吁研究者探究更多元的干预策略。具体而言：首先，厘清了明星员工的概念及发展历程。随后，归纳总结了明星员工消极效应的不同作用范式，包括兼具“积极效应”和“消极效应”的范式以及单一路径的“消极效应”范式，前者可以进一步细分为双刃剑范式和两类非线性范式（“过犹不及”效应和“居中不良”效应）。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根据不同作用对象（自身、他人、团队和组织），梳理了明星员工消极效应所涉及的理论视角、作用机制及边界条件。最后，从人才维护、人才治理与人才成长的多元视角提出未来研究展望，旨在为后续理论探索与组织管理实践提供启示，推动人才管理体系优化与人才可持续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