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过对双童平台和海创汇的双案例对比研究，结合资源编排理论，探讨公司孵化器主导的创业生态系统构建路径。研究结果发现：公司孵化器在不同母体孵化情境的驱动下，通过平台资源结构化、赋能服务能力化和多元协同杠杆化3个关键环节，完成创业生态系统构建；因母体孵化情境差异，双童平台与海创汇在资源编排各环节呈现显著分异，演化出“依附式”与“跨越式”两条独特路径。前者在母体发展瓶颈下，遵循被动适应与效率优先的构建逻辑，倾向于母体既有资源的最大化利用与风险控制，最终形成聚焦互补型创业生态系统。后者在母体创新趋势引领下，秉持主动布局与创新突破的构建逻辑，侧重外向型资源拓展与前沿机会捕捉，最终形成多元互补型创业生态系统。

以东方汽轮机火电技术追赶历程为研究案例，采用事件路径分析方法，基于外部响应和内部自发的学习驱动力，剖析国内企业动态调整双元学习闭环主导逻辑的过程构型。研究发现：国内企业可以围绕“技术改造→复制重构”的学习主轴，由外至内地调整双元学习闭环主导逻辑,实现技术自立自强。首先，企业在外部响应的核心驱动下，构建利用式学习主导的双元学习闭环（技术引进—技术改造—复制重构），完成基础能力建设；随着技术能力的累积，企业以复制重构为关键支点主动打破既有路径，推进技术自立；最后，企业依托内部自发驱动，重构探索式学习主导的双元学习闭环（技术改造—复制重构—自主研发），实现技术自强。

通过分析2024年“全国返乡创业调查数据”，以信号理论为核心，探究返乡创业者的地理流向如何影响返乡创业绩效。研究发现：从东部沿海返回内陆家乡的返乡创业，其绩效显著高于区域内流动和从内陆返回东部沿海家乡的返乡创业，其间机制是海陆流动的返乡创业在当地获得了更多的政府补贴和政府关注。进一步分析显示，地理流向所带来的绩效优势集中体现在受过高等教育的、首次创业的创业者和生存期、新兴行业的企业上，且会被当地的创业竞争程度所负向调节。这表明地理流向具有信号传递的作用，只有海陆流动者有能力传递与当地政府期待相符的信号，因此更易获得政府支持。

以“瘦身健体”改革为准自然实验，基于2011～2019年A股上市公司样本，研究发现，改革显著提升了国有企业劳动投资效率，主要通过改善管理层治理效能与优化人力资本结构两条路径实现。异质性分析表明，改革效果受内外部制度环境调节，在法律制度完善、劳动力市场发育良好、高管晋升预期明确以及外部监督较强的企业中更为显著。进一步研究发现，改革效应呈现结构性差异，即在有效缓解劳动投资过度的同时，对劳动投资不足的改善作用有限，且后者仅在内部激励充分、能力基础扎实的企业中有所显现，反映出改革在“去冗余”与“补不足”之间的非对称性。

以2010~2023年中小综指中的中小上市企业作为研究对象，对数据要素与中小上市企业发展韧性之间的关系进行实证检验，研究表明：数据要素的应用可以通过提升融资便利度、提高内控水平与净利润水平等途径对中小上市的企业发展韧性形成正向促进作用。

基于资源保存理论，通过潜在剖面分析技术，探究了零工职业背景下的韧性剖面及关系模式。研究结果表明：平台零工职业韧性存在防御代偿型（占13%）、均衡适应型（占52%）、情感充盈型（占35%）3个剖面；工作意义感与社群交互氛围作为个体及社会资源显著预测了剖面的生成，即社群交互氛围对情感充盈型群体的预测概率最高、工作意义感对均衡适应型群体的预测概率最高，二者对防御代偿型群体的预测概率最低；不同类别的职业韧性群体对其可持续职业生涯的影响体现出显著差异，即均衡适应型群体报告了最高水平的幸福感，情感充盈型群体报告了最高水平的服务质量，防御代偿型群体在二者水平均最低。

基于角色理论，通过收集3个阶段的253份员工数据，探究移动技术的工作使用对员工工作-家庭冲突的影响机制及边界条件。研究结果表明：移动技术的工作使用不仅与工作-家庭冲突正相关，还会通过角色超载间接激化工作-家庭冲突；组织支持可以削弱移动技术的工作使用与角色超载之间的正相关关系，同时也削弱了移动技术的工作使用通过角色超载对工作-家庭冲突的中介作用。

基于扎根理论，开发了包含3个维度，共16个题项的数字化韧性量表，并构建以“韧性顽强”“坚定转型”和“柔性成长”为中心范畴的制造业工人数字化韧性模型，为进一步检验量表的外部效度，引入愿景型领导作为调节变量，通过主动动机模型构建了“制造业工人数字化韧性-促进型调节焦点-创新性前摄行为”理论模型。研究结果发现： 制造业工人数字化韧性正向影响促进型调节焦点和创新性前摄行为；促进型调节焦点在制造业工人数字化韧性与创新性前摄行为之间起部分中介作用；愿景型领导不仅正向调节制造业工人数字化韧性与促进型调节焦点的关系，而且正向调节数字化韧性通过促进型调节焦点影响创新性前摄行为的间接效应。

基于资源保存理论，对391套员工-直接领导3个阶段的配对数据进行统计分析，探讨非体面工作感知抑制员工主动担责行为的作用机制，并考察了心理可得性的中介作用以及员工组织发展投入感的调节作用。研究结果表明：非体面工作感知显著负向影响员工主动担责行为；心理可得性部分中介非体面工作感知与员工主动担责行为之间的关系；员工组织发展投入感不仅正向调节心理可得性与员工主动担责行为之间的关系，而且还正向调节非体面工作感知通过心理可得性影响员工主动担责行为的间接路径。

结合产业集群与企业成长理论，探析产业集群支持对中小制造企业专精特新发展的影响机制，并以浙江省中小制造企业为样本进行实证检验。研究表明，产业集群支持可以促进中小制造企业提升专精特新发展水平，但产业集群支持的作用强弱会受到企业内外部因素的影响。具体而言，当中小制造企业面临较高的“卡脖子”挑战时，产业集群支持的促进作用更为突出；而当中小制造企业的数字化建设水平较高或客户等级较高时，产业集群支持的促进作用则相对减弱。

基于债务人视角，以2015~2023年沪深A股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使用多期双重差分模型考察破产法庭的设立与企业创新之间的关系。研究发现，破产法庭的设立能够显著促进企业创新，风险承担水平提高和营商环境优化是破产法庭设立促进企业创新的作用渠道。进一步研究发现：破产法庭的设立对企业创新的影响具有偏向性，即破产法庭的设立仅能促进企业渐进式创新，而对企业突破式创新具有消极影响；对于诉讼风险较低企业和非国有企业来说，破产法庭的设立对企业创新的促进作用更加显著；破产法庭的设立能够促进企业持续创新，且主要表现为持续渐进式创新，对持续突破式创新的影响不明显。

基于1999~2022年中国A股上市公司数据，探讨企业家获得名人身份对企业绿色创新的影响。研究发现，企业家获得名人身份后选择暂时减少对绿色创新的投资。作用机制检验发现，更多的媒体负面关注、融资约束的增强是企业家选择暂时减少绿色创新投资的重要因素。进一步考察名人企业家和企业的特征发现，当名人企业家仅控制一家公司时，其名人身份对绿色创新投资的短期缩减作用更明显。经济后果检验发现，名人企业家控制的企业在暂时减少绿色创新这类“长弯慢”投资的同时，转向了慈善捐赠和广告宣传等能快速提高企业声誉的投资。

基于情绪即社会信息理论，借助4项在线情境实验探讨服务型AI外显与内隐情绪线索对顾客满意的影响。研究发现：服务型AI的外显情绪线索正向影响顾客满意；服务型AI的内隐情绪线索在外显情绪线索与顾客满意之间起调节作用，在呈现积极（vs.中性）内隐情绪线索的环境中，服务型AI积极（vs.中性）的外显情绪线索更能提高顾客满意度；上述效应是通过顾客对服务型AI产生不同的情绪期望违背和感知愉悦性实现的；顾客目标导向调节内隐和外显情绪线索对顾客感知愉悦性的影响。

聚焦非典型性绿色产品，基于解释水平理论和认知双系统理论，利用4个实验，探究绿色属性与心理模拟对绿色购买意愿影响的匹配效应，并挖掘其潜在的作用机理和边界条件。研究表明:对于非典型性绿色产品，当绿色核心属性与过程模拟匹配，绿色外围属性与结果模拟匹配时，消费者的绿色购买意愿更强，处理流畅性在其间起中介作用；认知负荷作为边界条件，表现为当消费者处于高认知负荷水平时，不管是绿色外围属性还是绿色核心属性，引导消费者进行结果模拟均可以对绿色购买意愿产生更积极的影响。

基于扎根理论与健康信念模型，探究生成式人工智能（GAI）情境下老年人健康信息替代搜寻意愿的影响因素。采用扎根理论识别核心要素并构建理论模型，通过问卷调查对模型进行实证检验，共收集到55份有效访谈和291份问卷数据。研究发现，感知易感性、GAI信任、GAI素养与健康信息素养均显著正向影响健康信息替代搜寻意愿；感知隐私风险显著负向影响GAI信任；信息质量与感知服务体验通过提升GAI信任间接正向影响替代搜寻意愿。此外，健康信息素养负向调节感知易感性对替代搜寻意愿的影响，其他交互效应未达到显著水平。

基于2012~2022年沪深A股上市公司数据，以动态能力理论为基础，融合熊彼特租金与李嘉图租金机制，构建“感知—捕捉—重构”三阶段理论模型，考察人工智能技术水平对国际化绩效（强度、深度与广度）的影响。研究表明，人工智能技术水平会促进企业国际化绩效，在考虑稳健性和内生性后结果仍然成立；人工智能技术通过提升知识重组能力、提升创新质量与缓解融资约束来促进企业国际化绩效。异质性检验发现，人工智能技术赋能效果在出口技术复杂度高、非国有企业以及数字金融发展水平较低的情境中更为显著。

以新三板2013~2021年风险资本标的企业为样本，探究业绩承诺契约签订对初创企业创新的影响。研究表明，业绩承诺契约签订会导致企业创新产出下降。机制分析结果显示，签订业绩承诺契约后企业决策更加注重价值实现而非价值创造，具体表现为研发投入与研发员工比例降低，以及销售费用与销售员工比例上升。情境因素分析发现，公司治理水平低、经营环境不确定性高的企业签订业绩承诺契约后创新产出下降更为明显。进一步研究发现，风险资本通过派驻董事参与治理能够发挥信息效应，提升了风险资本对于失败的容忍度，对企业创新具有积极影响。

基于企业投资理论，利用中国沪深A股2010～2022年制造业企业样本，探究过度负债对制造业企业金融资产投资的影响。研究发现，过度负债通过提高融资约束、加剧委托代理冲突进而驱动制造业企业金融资产投资。从投资动机看，逐利性动机是过度负债驱动金融资产投资的主要动机；从投资效率看，过度负债驱动金融资产投资是非效率的，并且存在过度投资趋势，从一定程度上说明了制造业企业有“脱实向虚”的倾向。异质性分析表明，过度负债对制造业企业金融资产投资的促进效应在外部审计监督不力、要素市场扭曲更强、成本转嫁能力更低，以及宏观经济波动更小的情境中表现更明显。

以政府欠款清理为准自然实验，选取2009～2023年A股民营上市公司数据，使用双重差分模型对民营企业商业信用融资的影响进行探讨。研究发现，政府欠款清理能够显著降低民营企业的商业信用融资，偿还了占用供应商的资金。其作用机制在于，政府欠款清理通过提高现金流水平、提升存货流动性以及缓解融资约束，降低了民营企业对商业信用融资的需求。当企业发展能力越强、供应商集中度越高、地区法制化水平越低时，政府欠款清理降低民营企业商业信用融资的效果更显著。

基于领导力基础理论，首先，构建了一个综合分析框架，厘清了相关概念的本质，明确了时间领导相对于其他领导行为的独特意涵；然后，详细梳理了领导时间特质的影响效应、时间领导行为的影响效应和理论机制等关键议题；最后，针对既有文献在研究概念模糊性、研究视角新颖性、作用机制层次性、研究情境权变性以及研究方法多元性等方面的局限性提出未来研究展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