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骆驼集团为案例研究对象，采用单案例研究方法系统剖析其绿色转型过程，整合意义构建理论与资源编排理论，构建了“前摄型企业家精神—资源编排行动—绿色转型结果”的动态分析框架，并将绿色转型过程划分为3个阶段进行深入剖析。研究结果发现：①前摄型企业家精神在转型过程中呈现动态演化特征。在每个阶段，企业家通过对政策环境、技术前景及阶段性转型结果进行持续的意义构建，动态调适其“前瞻性洞察”与“危机意识”的认知组合，形成具有阶段特质的前摄型企业家精神内核。②在资源编排层面，骆驼集团对关键资源进行阶段性的结构化，并对核心能力进行持续捆绑，其资源利用模式依次经历了“生产资源嫁接式利用—业务间单向资源输送—业务生态资源整合”的三阶段跃迁。③前摄型企业家精神与资源编排行动之间存在双向互动机制：阶段性意义构建的结果为同期资源编排提供战略引领，而资源编排的成效则作为新的经验反馈，触发新一轮意义构建。二者共同驱动企业绿色转型沿着“制造绿色转型—业务绿色转型—生态绿色转型”的路径动态演进。

以东软医疗为对象开展嵌入式案例研究，探讨在数智赋能作用下，智慧医疗生态系统价值共创的实现机制。研究发现：智慧医疗生态系统通过“现实问题识别-数智赋能-数智化能力-价值实现”的机制共创价值；数智赋能有助于解决智慧医疗生态系统整体和三大子系统面临的健康问题，各子系统通过纵向衔接、横向协同、循环反馈的联动推进系统整体价值共创；智慧医疗生态系统超越以效率和经济价值为主导的思维，“人民性”贯穿于价值共创的全过程，是价值共创的关键导向。

管理学研究中部分概念表述存在与管理实践脱钩的风险，且用词规范不能完全依靠简单翻译和术语库来实现。鉴于此：首先，基于文本诠释学，构建了一个真理性（文本翻译、文本解构）-有效性（文本内涵转变、管理学科情境）的分析框架，用以客观辨析具有争议的文本概念。然后，以管理学研究中“领导谦逊还是谦卑？”为例演绎了该分析框架，在相关历史情境中深入比较“谦卑”和“谦逊”用以形容领导的合理程度，以及二词与“leader humility”内涵的匹配程度，得出了“领导谦逊而非谦卑”的结论。

以各城市公共资源交易中心建设为准自然实验，考察公共资源市场化配置对于企业数字化转型的影响。研究发现，公共资源市场化配置产生了较好的市场激励效应和资源引导效应，使得企业有更强的内在动机和资源基础实施数字化转型。进一步研究发现，上述效应在公共资源依赖度高、政府数字化建设突出的地区和内部激励强的企业中更明显，其实际影响还具有地区溢出效应。

基于共同富裕导向下的效率与公平框架，选取经济水平、产业结构、金融发展、教育水平、医疗条件、财政支出6个关键要素，运用fsQCA和回归分析相结合的混合方法，以982个中国县域为研究对象，探究县域创业活跃度的多重并发因果路径及其对就业水平的影响。研究结果发现：6个关键要素均不单独构成县域创业活跃度的必要条件；存在4条实现高县域创业活跃度的组态，即市场驱动-产教融合型组态（H1）、金融驱动-人才赋能型组态（H2）、产融协同-健康保障型组态（H3）、要素协同-共富均衡型组态（H4）；4条组态在促进创业就业协同发展的效果上存在差异，H1促进县域创业但会抑制就业，而H2、H3、H4能够实现创业与就业的协同发展。

采用潜在剖面分析方法，基于两项问卷调查研究，系统考察了年长员工在年龄刻板印象威胁情境下的应对策略组合类型及其对身心健康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年长员工在年龄刻板印象威胁应对策略上存在3种不同的组合类型，分别为建言型、回避型和奋斗型；不同类型应对策略组合对年长员工身心健康存在差异化影响，采取奋斗型应对策略组合的年长员工身心健康水平最高，建言型次之，回避型最低。

基于产权理论，通过三阶段收集的440份领导者-员工的3个时点的配对数据，探究了由代理性授权、收益分享计划构成的组织产权安排对员工内部创业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组织产权安排正向影响员工内部创业；员工回报预期在组织产权安排与员工内部创业之间发挥部分中介效应；基于信任的治理程度既可以强化组织产权安排与员工回报预期之间的直接正向关联，也可以通过员工回报预期的中介效应强化组织产权安排与员工内部创业的间接正向关联。

根据中国沪深A股上市公司2010~2022年的数据，基于地理关系视角，对研发国际化地理多样性如何影响中国企业双元创新展开讨论。研究发现：①研发国际化地理多样性的提高促进了企业的探索式创新，而对利用式创新则呈倒U形关系；②技术多元化在研发国际化地理多样性促进探索式创新的过程中起正向调节作用，而与利用式创新关系中不存在显著的调节作用；③母国知识产权保护正向调节了研发国际化地理多样性对探索式创新的促进作用，也正向调节了研发国际化地理多样性与利用式创新的倒U形关系；④随着研发国际化地理多样性的提高，企业更倾向于选择发展探索式创新和利用式创新的双元平衡战略。

以2011～2023年中国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实证检验焦点企业数据资产化对供应链上下游创新的双边溢出效应及其作用机制。研究发现：焦点企业数据资产化能够驱动上游供应商与下游客户创新，且呈现非对称的双边溢出效应，表现为对下游客户的促进作用更明显。机制分析表明，焦点企业数据资产化通过信息溢出与知识溢出，促进供应链上下游创新；但有所区别的是，对供应商创新的促进主要通过信息溢出实现，对客户创新则主要借助知识溢出实现。此外，当地理距离越近、关系距离较远时，焦点企业数据资产化具有更显著的创新溢出效应。

基于2010～2019年间中国上市制造企业的面板数据，运用交叠DID方法探讨了中欧班列开通对节点城市企业ESG表现的影响及作用机制。研究表明，中欧班列的开通运营显著提升了节点城市企业ESG表现，结论经系列检验后依旧稳健。进一步研究发现，绿色技术创新和融资约束是中欧班列提升企业ESG表现的重要作用机制；同时，中欧班列对企业ESG表现的影响存在通道方面的异质性，相对于东、中通道，西线通道在提升企业ESG表现中起到了主要的作用。

基于2011~2022年省级面板数据构建固定效应模型和机制检验模型，探究生产性服务业集聚对减污降碳协同治理效率的影响效果和影响机制。研究表明，生产性服务业集聚对减污降碳协同治理效率有倒U形影响，当前主要表现为促进作用。机制检验发现，生产性服务业集聚能通过影响能源消费结构和绿色创新对减污降碳协同治理效率产生非线性影响，其中策略性绿色创新比实质性绿色创新发挥了更大的作用。异质性分析表明，高端生产性服务业能更长期稳定地提高减污降碳协同治理效率；同时，在东部地区和数字基础设施水平更高的地区，生产性服务业集聚能更有效地发挥减污降碳协同治理效应。

为探究价值共创回收下制造商生产、回收最优决策及策略动态扩散过程，基于复杂网络博弈理论，建立由Stackelberg博弈与小世界网络相结合的双层博弈模型，并纳入动态碳配额交易机制，分析补贴、押金返还及动态奖惩3类政策对制造商微观决策与策略扩散的影响。研究发现：消费者价值共创回收参与水平对制造商策略扩散度呈非线性影响；补贴面临激励冗余困境，难以促进扩散度持续增加；押金返还提升扩散度至更高水平，但微观回收率低于其他模式；动态奖惩机制实现微观和宏观层面双赢，促使制造商微观回收率与价值共创回收策略扩散度同步达峰值，依托规制推力与激励拉力发挥最佳效果。

基于2012~2023年中国A股上市企业数据，构建纳入企业链位因素的技术溢出模型，考察核心企业人工智能应用对供应链加成率分布的影响。研究表明，核心企业人工智能应用在供应链中具有双边溢出效应，且向上游企业的溢出作用更为显著；在模型中引入链位因素后，该效应有所减弱。进一步分析发现，人工智能溢出效应促进了供应链加成率分布由分化趋于协调，表现出对上游企业加成率更大的提升作用。异质性检验发现，当上下游企业属于高新技术行业、规模较大或与核心企业技术差距较小时，溢出效应更为突出；在企业加成率分布层面，人工智能强化了技术能力差异对利润分布的影响，促进上游企业利润向头部集中，打破了下游“大者恒强”的加成率分布格局。

从内外分工协同的视角出发，以贝克尔增长模型和熊彼特创新理论为基础，阐述了工业互联网影响企业供应链韧性的内在机理；并以2014~2023年中国制造业A股上市公司为样本，运用双重差分法实证评估工业互联网试点示范项目的政策效应。研究发现，工业互联网建设显著增强了制造业企业供应链韧性。机制检验揭示，工业互联网主要通过深化专业分工、降低协调成本以及增强协同创新发挥供应链韧性提升作用。异质性分析表明，企业吸收能力越强、供应链网络中心度越高或地区市场分割程度越低时，提升作用越大；且对于大型、成熟或处在低行业技术水平的企业，提升效应更大。

为探究国家新一代人工智能创新发展试验区政策的供应链溢出效应，厘清政策影响供应商数字技术创新的内在路径，选取2007～2023年沪深A股上市公司供应链数据，以该试点政策为准自然实验，运用多期双重差分模型实证检验政策的供应链溢出效果与作用机制。研究表明，客户位于人工智能试验区能够促进供应商数字技术创新，该溢出效应通过客户需求升级的间接驱动与资源供给的直接赋能双重路径实现；该政策的创新溢出效应在客户议价能力强、供应商吸收能力高、供需地理距离远、地区知识产权保护完善的场景中更为显著，同时能提升供应商数字创新质量与投入产出效率。

以各城市公共数据平台逐步开放为准自然实验，实证检验公共数据开放对分析师盈利预测质量的影响。研究发现，公共数据开放会显著降低分析师的盈利预测偏差与预测分歧，进而改善盈利预测质量。机制检验表明，公共数据开放既可通过“信息效应”增加分析师报告中前瞻性表达和财务类信息，还能通过“监督效应”吸引更多分析师跟踪并抑制公司盈余管理。进一步地，上述效应在数据开放的充分性或相关性较高的样本中更为明显；公共数据开放对盈利预测质量的改善效果在非明星分析师、公司信息透明度较差以及行业数字技术强度较低时更加显著。

利用2011~2022年中国271个地级市的营商环境指数和异地风险投资事件样本，考察本地营商环境对异地风险投资的影响。研究发现，本地营商环境较好的城市能够吸引更多的异地风险投资。机制分析表明，良好的营商环境能够降低宏观经济政策不确定性的影响，传递当地企业发展环境的积极信号，减少投资者因与企业存在信息不对称造成的投资阻碍，从而提升异地风险投资者的投资意愿和风险承担意愿。进一步研究发现，在营商环境较好的城市中，城市创新发展政策的实施能更有效地吸引异地风险资金；并且，营商环境对于异地风险投资的吸引能促进区域的创新创业活力。

基于微观企业视角，探究工业智能化对财税治理的影响。以企业税收遵从度为出发点，实证考察企业工业智能化水平对其避税程度的影响及其机理。研究发现，工业智能化水平会显著抑制企业避税，即工业智能化存在税收治理效应。机制分析表明，企业工业智能化通过提高生产经营效率降低避税动机，通过降低信息不对称程度降低避税能力，最终有助于抑制企业避税。异质性分析发现，工业智能化的税收治理效应在资金充裕的企业、非国有企业和风险偏好更低的企业中更为明显。

首先，通过梳理零工工作者的定义、零工工作的特点并回顾职业可持续能力的相关研究，界定零工职业可持续能力的内涵；其次，基于工作要求-资源模型，归纳出零工职业可持续能力包含的“自我领导力、身份灵活力、情绪调节力、数字社交力、生涯持续学习力、自我品牌塑造力”六结构维度，结合选择补偿最优化理论，探讨六维度的内在联系，并构建零工职业可持续能力影响机制的整合模型；最后，进一步提出零工职业可持续能力在概念框架、差异性分析、动态演化等方面的未来研究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