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管理学的技术科学属性，回顾了经典管理研究及其理论成果的特征，构建了管理研究成果在实践导向维度上的“问题挖掘理论构建效益贡献”QTB评价模型，并进一步探索设置了相应的评价指标体系。

通过对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管理科学部认定的30种重要期刊2001~2011年发表的有关“中国实践管理”的研究成果的分析，总结了中国管理实践研究现状及热点问题。基于此，对中国管理学研究未来发展进行了思考与展望。

运用新制度理论对中国商学院的趋同性进行分析后发现,中国商学院的趋同已从植入趋同、竞争趋同过渡到制度趋同，强制趋同、模仿趋同以及规范趋同作为制度趋同的3种形式并存于中国商学院趋同中，但模仿趋同是中国商学院目前趋同的主要类型。在未来一段时间内，强制趋同将进一步提高；模仿趋同则会逐渐下降；规范趋同将逐渐增加，并逐渐占主导。随着中国商学院的趋同性进一步提升，必然会到一个临界点，一旦突破这个临界点，各商学院会积极开始寻求自身的特色，营造差异化。

以“承诺式信任”和“说服式信任”作为2个极端点，以“调节式信任”作为连续体的中间状态，提出了“信任的连续统一体”模型。该模型解释了中国情境下基于“关系”和“面子”的信任，以及西方基于认知、基于情感的信任；从调节式信任的角度，提出了跨文化信任的框架，分析了跨文化信任构建过程的一些阶段及调节策略；给出了关于发展中国管理理论、促进管理科学中国学派走向世界的思考。

基于组织对企业社会责任(CSR)表现出的不同态度和内在动机，将企业的CSR行为划分为强制性、回应性、战略性和利他性4种类别，并在此基础上对相关理论进行回顾。通过对以往研究的比较总结，认为CSR行为在本质上作为企业的一种战略决策，受到内外部环境的共同影响并与之协同演进。由此，首次将战略管理中的协同演进观引入CSR研究，建立起CSR行为战略与组织绩效相互作用的协同演进模型，并在此模型基础上提出了下一步理论和实证研究的方向。

知识在跨国公司内的转移是其建立竞争优势的关键，因而跨国公司知识转移一直是学者们研究的主题。经过了传统正向知识转移、水平知识转移2个热点后，近几年逆向知识转移开始成为学者的关注焦点。从多个视角系统地梳理了逆向知识转移研究的相关成果，指出了相关研究的发展脉络并探讨了未来的研究方向，以期为后续研究提供参考。

以组织学习和动态能力、政治关系对绩效的影响为中介变量，构建了一个政治关系、组织学习、动态能力与绩效关系的理论模型；然后以广东珠三角地区166家企业为调查对象，采用SEM方法进行实证检验。研究结果发现，政治关系是否影响以及如何影响组织绩效，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企业所在行业的特征与企业本身的特点：对于非知识密集型企业而言，政治关系可以通过组织学习与动态能力间接地提高绩效水平；对于知识密集型企业而言，政治关系对于组织绩效、动态能力以及组织学习均没有显著的影响。

运用规模报酬可变的DEA模型和Malmquist指数方法，从产能和产出的角度对 27家上市公司2000～2009年产出效率进行了分析，综合考察了这一时期中国钢铁产业的产能效率状况。研究结果表明，2000～2009年中国钢铁产业技术效率和动态效率都较低，存在大量的生产能力闲置。其中，较大规模企业技术进步明显，但存在较为严重的劳动力松弛；较小规模企业动态效率较高，但技术变动能力相对较差。由此，中国钢铁产业应充分利用现有的生产能力，以有利于技术效率的提升；保持产业政策的平稳以及增强企业的适应性，以有利于动态效率的提升。

城镇化是推动新农村建设的动力，新农村建设有利于城镇化的健康发展，城镇化与新农村建设应当良性互动、协调发展。从理论与实践2个方面对两者关系进行探讨，指出城镇化与新农村建设的良性互动是实行统筹城乡发展的战略选择。

通过对中、美、欧企业人力资源管理特征及各自优劣势的分析，对中、美、欧企业人力资源管理存在的文化差异性、理念差异性、制度差异性、标准差异性进行比较，并结合我国经济转型时期本土企业人力资源管理现状，对中国本土企业人力资源管理应用与水平提高进行探讨，以期为我国转型经济时期人力资源管理理论研究和具体实践提供借鉴。

基于组织支持理论和资源保存理论，构建了支持资源作用下的工作家庭促进模型，通过对40家制造业企业员工的问卷调查，采用多元调节回归的方法进行统计分析。研究结果表明，支持资源作用下的工作家庭促进对员工组织情感承诺、工作满意度和离职意向有显著影响；情感倾向对支持资源作用下的工作家庭促进与结果变量之间的关系有调节作用。当个体的情感倾向处于积极时，由组织支持资源带来的工作家庭促进会显著提高员工的工作满意度、组织情感承诺，降低离职意向。

在对上下级沟通和信任相关文献进行综合分析的基础上，针对以往研究的局限，从沟通频率、沟通方式、沟通风格和沟通方向4个维度，建立了上下级沟通与下属上向信任的概念模型。然后，在此基础上提出研究假设，并以国有企业中低层管理者与其直接下属为研究对象进行了验证。

基于当前人力资源管理实践与组织绩效关系研究结论不一的现状，对国内外31种重要期刊的101篇实证研究论文进行了元分析。同时，针对二者关系研究中对人力资源管理实践内容分类不一的问题，在综合各种分类方式的基础上提出了新的二维划分方式，并检验了不同实践内容与组织绩效的关系。此外，还将101篇实证文献按照东西方不同文化背景对研究对象加以细分，对比研究了人力资源管理实践在不同文化下的作用。

面对国有企业自主创新水平低下的现状，在梳理了企业能力理论相关观点的基础上，提出企业能力的三因素模型框架。基于此，探索研究了国有企业内部技术能力、外部社会资本与组织结构对自主创新的影响。结果显示，技术能力与创新程度、创新来源之间具有正向线性关系，社会资本与创新来源呈现出非线性的U型关系，组织结构在技术能力与创新来源、社会能力与创新来源之间呈现显著的调节作用。

基于信息经济学理论，从多元资金投入的视角构建政府、企业、金融支持体系3类主体为核心的企业自主创新多元资金支持模型。以山东省企业为研究样本进行问卷调查，采用方差分析、多重比较及回归分析实证检验3个主体的构成因素对自主创新各因素支持的差异。根据研究结果，建议强化政府政策与投入引导作用、构建完善的金融体系、增强企业创新投入主体地位，以解决企业自主创新资金“瓶颈”，促进企业自主创新能力提升。

以零售业为背景，分析了忠诚计划对顾客忠诚的影响，并从顾客的角度引入关系利益这一中介变量；运用结构方程模型验证了忠诚计划不仅对行为忠诚具有直接的正向影响，还能够通过增加顾客从零售商与顾客的关系中获得的信任利益、社会利益和特殊待遇利益，有效提升顾客的行为忠诚和情感忠诚。实证研究表明，信任利益在提升顾客忠诚方面的作用最为显著，社会利益次之。

在深入洞察互联网沟通特征的基础上，对传统口碑与网络口碑的一些代表性概念进行解构分析，分别提炼出口碑与网络口碑的要素特征，并进行了比对。结果发现，基于互联网的沟通并非都是新形式的口碑，有的可以称之为“网络口碑”，有的则需要用新的词语如“鼠碑”而名之。网络口碑与鼠碑是基于互联网沟通多种方式所构成的连续统一体的2个极端，两者之间还包含丰富多样的基于互联网的沟通新方式。

选择以冲动性购买的购后满意度这一“购后行为”作为研究视角，并从冲动性购买诱发因素入手，利用实验方法分析了冲动性购买诱发因素与冲动性购买购后满意度之间的关系。研究表明，价格促销刺激有无（外部环境刺激因素）、时间压力高低（购买情境刺激因素）、冲动性购买倾向高低（消费者个人特质）均对冲动性购买之购后满意度具有显著影响，而且冲动性购买倾向高低对这种影响具有一定的干扰效果。

资源枯竭型城市优化产业结构的关键是要降低产业发展对资源的依赖程度。以黄石市为例，根据1999~2009年统计数据，运用比较劳动生产率、产业结构偏离度、偏离份额分析3种方法对产业结构优化效益进行了实证研究。结果表明，黄石市产业结构实现了一定程度的优化升级，但产业发展对资源仍具有较强的依赖性，限制了产业竞争力的提升。只有从产业结构的合理化、高度化、有重点的调整3个方面入手，加强政府职责、提高产业科技力量以及推进三大产业有重点的发展，才能促进黄石市产业结构进一步优化升级。

在合理行为模型的基础上建立我国的危机事件从众行为意向模型，并应用该模型对2类典型危机事件下的从众行为进行问卷调查和实证分析。在合理行为模型的基础上添加了信息性社会影响因变量，并根据已有研究在变量之间增加了新的联系。以未知性的流感病毒传播和水灾捐助为例，通过实证研究对模型进行了修正，使其具有很好的解释能力。实证结果表明，危机事件下自我救助性从众行为中信息性社会影响将占据主导作用，而在助他性从众行为中规范性社会影响占据主导作用，在2种不同的从众行为中，信息性社会影响与规范性社会影响的作用方式也表现迥异。

通过在职消费、过度投资、自由现金流和现金股利支付4个变量间接测度管理者攫取的控制权私有收益，并运用中国A股市场数据实证检验权益、债务和可转债3种不同融资方式下（横向比较）以及可转债发行前后（纵向比较）企业控制权私有收益的差异。研究结果表明，可转债发行将导致在职消费和自由现金流的降低以及现金股利支付的增加；但在抑制管理者过度投资中可转债并未发挥积极作用。研究结果为优化我国企业融资结构，完善内部公司治理提供了理论支持；同时，也将为促进我国资本市场金融创新提供新的证据。

以2004～2008年我国上市公司为研究对象，从终极控制人的视角实证检验了终极控制股东特征对公司资本结构的影响。研究表明，负债融资扩大了终极控制股东可控制的资源，便利了其攫取行为，且不会导致控制权的稀释，终极控制股东两权分离程度与资本结构显著正相关。较高的现金流权能够有效制约终极控制股东通过扩大负债融资获取私有收益的行为，终极控制股东现金流权对其两权分离程度与资本结构间的关系具有显著的调节作用。与非国有控制公司相比，国有终极控制股东通过扩大负债融资获取私有收益的动机相对较弱，其两权分离程度对资本结构的正向影响也相对较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