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北京比亚迪模具为案例研究对象，探讨中国汽车模具企业能力演化路径,能力构筑竞争的原因、过程与特征。通过对该企业的观察研究，发现模具制造能力演化经历3个阶段：创生静态能力阶段、发展改善能力阶段、保持复制能力阶段。吸收能力的层次不同深刻影响了企业能力演化路径。组织内外部、显隐性知识2个维度的应用与探索的双元能力将影响企业吸收能力的层次。从理论上探讨了吸收能力的双元性与企业能力演化路径、能力构筑竞争之间的相互关系。在实践方面，指出中国模具制造能力停留在复制能力阶段，缺乏自主创新能力的根本原因在于企业重视学习组织内外部的显性知识，不重视隐性知识的积累以及隐性知识的显性化。吸收能力的非双元性制约着中国企业自主创新能力的发展。

中国人长于创业，格兰诺维特认为创业者的一项重要职能就是要平衡耦合与脱耦，也就是关系结构要可紧可疏，关系范围要可伸可缩，这样才能一方面寻找机会，又有足够强的动员能力掌握机会。圈子现象可用于解释为什么中国人长于平衡耦合与脱耦。小圈子往往是一个人动员其人脉中的家人与熟人关系组成的小团体，因为熟人关系是人情交换关系，可以有较大的弹性，同时熟人可以从认识的圈外人发展而来，所以使得圈子的边界不封闭，圈子也因此增加了弹性。这样的弹性使得中国人的个人网关系结构可伸可缩，可紧可密。

我国管理研究评价中，纯粹的理论化和纯粹的实践导向都会阻碍管理研究的发展，因此，有必要构建更为科学合理的评价体系，来提升管理研究的质量。在分析管理的本质、管理研究的特点以及管理研究成果表现形式的基础上，提出管理研究应该注重学术知识和经验知识的糅合、显性知识和隐性知识的转化乃至智慧的获取。针对管理成果的具体表现形式，将理论与应用、知识与智慧2个维度纳入管理研究评价，构建了管理研究评价的整合模型。

管理学的学科特点要求理论研究必须与实践紧密结合。中国经济持续30多年的快速增长与管理实践的改革创新是分不开的，在这样的背景下，《管理学报》杂志致力于推动中国实践管理的研究工作，及时而且必要。从中国管理实践研究现状、学术和科学问题提炼、中国管理模式总结3个方面进行分析，旨在突出管理实践的学术研究，希望引发学术界对管理研究的思考，在提升研究规范性和研究能力的基础上，丰富和创新管理理论，增强国内学术研究在国际上的影响力和话语权。

在第4届“管理学在中国”学术研讨会上，围绕“管理学：百年回眸与世纪展望”的大会主题，学者们重点针对以下2个话题进行了研讨：西方管理理论的发展回顾与展望、管理学在中国的发展回顾与展望。此外，通过专题论坛的形式，学者们还围绕以下4个方面的话题进行了专题研讨：管理哲学、领导研究、政府与非营利组织管理、商业组织管理。针对上述话题的研讨情况进行了综述和点评。

2011’“中国·实践·管理”论坛以“直面中国的管理实践”为主题，从实践导向的管理研究的内涵、机制和成果评价进行了丰富而有启发性的探讨。论坛强调“中国实践导向的管理理论研究”的价值，认真探索中国情境理论化的方法和实例，达成了源于中国管理实践的理论研究基本共识，呼吁正确评价实践导向的管理理论研究，强化了“直面中国管理实践”的学术导向的影响，期望学术界与实践界的合作更加紧密。

提出了一种面向C2C电子商务的多维信誉评价模型，该模型将反映卖家信誉的因素归结为2类维度，即交易维度和中介维度。前者包括交易时间、交易金额、买家信誉度、欺诈惩罚4个维度；后者包括商盟、消费者保障服务2个维度；模型将C2C卖家信誉集结为一个二元组提供给消费者，作为其进行购买决策的评估指标。通过对淘宝网数据的实证研究证明，其相对传统模型具有更好的信誉区分能力、防信誉诋毁能力、防信誉共谋能力和欺诈惩罚能力。

在剖析了学习智障的构成要素（结构智障、管理智障、文化智障、心智智障、执行智障）基础上，分析了学习智障对知识转化的削弱作用，构建了学习智障对知识转化影响的结构模型，提出了相关研究假设；运用实证研究方法，对259份有效问卷的综合分析结果表明：组织学习智障的5个构成要素对知识转化过程的削弱作用总体比较明显，但管理智障对社会化过程、结构智障和执行智障对外显化过程以及文化智障对组合化过程的制约作用不明显，但组织整体学习智障对组织知识转化过程具有显著的负向作用。

在有关知识转移过程机制的国内外研究基础上，着重从团队层面揭示了企业研发团队内部技术知识转移的一般过程和内在机理，进而借用 NONAKA等的模型思想，设计了研发团队内部技术知识转移的途径框架，解析知识转移的具体途径和方式，从研发团队内部技术知识转移视角为我国企业自主性技术创新绩效提升提供了几点思路。

主并企业对被并企业的控制会影响并购绩效，而企业的各种利益相关者对于企业并购的态度即并购合法性会对并购后控制与并购绩效之间的关系产生影响。基于123个样本实证分析得到如下结论：主并企业对被并企业的非正式控制程度对主并企业的并购绩效具有显著积极作用，而正式控制程度与并购绩效之间没有显著相关性；并购的外部合法性对并购后正式控制与并购绩效之间的关系具有显著的正向调节作用，而并购的内部合法性对并购后非正式控制与并购绩效之间的关系具有显著的负向调节作用。研究结论对于中国企业的并购后决策以及如何实现并购目标具有理论指导价值。

在以产业融合和网络经济为特征的商业生态系统环境中，传统战略管理模式的实践导向削足适履。聚焦“商业生态系统”，剖析价值属性和联结属性，解构出价值依附型、价值共享型、价值平衡型、价值独享型和价值回报型战略模式。重构了战略模型，拓宽了新商业环境中战略管理视野。以信息技术商业生态系统上市公司为例，基于斯坦普尔量表验证该理论框架，并针对价值战略模型进行举证。

大学衍生企业的创生机会来源于大学创造的知识，而知识本身的复杂性和多样性决定了大学在知识商业化的决策过程中经历了对知识的筛选和过滤，从而产生了2种不同的知识溢出途径——内部商业化或向产业转移。将大学知识的内部商业化看作是衍生企业的创生机会，并测度了知识特性对这类创生机会的影响，大学资源禀赋和政策支持则作为调节变量。实证结果显示，知识的创新程度和市场耦合程度是构成大学衍生企业创生机会的关键要素，同时也表明衍生企业的形成对大学资源禀赋存在依赖性，而政策支持在这一过程中具有调节效应。

借鉴已有集群治理研究成果并结合航空产业集群的特殊性，剖析了集群创导与集群治理的互动关系，构建了航空产业集群治理分析框架，提出了航空产业集群治理要素模型，即包含治理结构、治理机制和治理环境3个维度的多层次综合治理要素体系，旨在为政府等有关集群主体公允地参与航空产业集群治理、提升集群创新能力提供指导，并为开展集群治理评价实证研究奠定基础。

从技术创新的基本过程出发，分析了现代生物技术企业在不同创新阶段知识产权所具有的特点，建立了现代生物技术知识产权策略与创新过程相结合的模型，探讨了现代生物技术企业在技术创新的不同阶段所应采取的知识产权策略，以期对现代生物技术企业的知识产权保护实践有所贡献。

在知识创新团队的伙伴选择问题中着重考虑了伙伴间的协同效应信息。首先，分析了伙伴之间的协同关系与协同效应，描述了考虑多个协同效应评价指标的知识创新团队伙伴选择问题；然后，建立了团队伙伴选择的数学模型，该模型是一个01二次整数规划问题，为了求解该问题，开发了一种GRASP启发式算法；最后，通过一个实例分析说明了所提出方法的可行性和实际应用价值。

将HOFSTEDE提出的国家文化理论运用到人力资源管理中进行实证检验，对中国和澳大利亚两国企业员工的离职和激励行为背后的文化影响进行了分析研究。研究分析显示，相比澳大利亚企业员工，中国企业员工的离职倾向较低；可选择工作机会的主观感知对中国企业员工离职倾向的影响较小；中国企业员工认为职业发展是较重要的激励因素，而澳大利亚企业员工认为工作本身是较为重要的激励因素。研究结果表明，国家文化理论提出的5个文化差异维度中的“权利距离”、“不确定性规避”和“长期取向”，在中澳两国企业员工的离职和激励问题上基本得到印证。

根据我国新的国有资产管理体制特征，着眼于我国政府对国有企业实行分级管理的背景，将国有上市公司分为中央政府控股的上市公司和地方政府控股的上市公司2类。由于政府对这2类公司监管程度的差异、企业面对的市场风险的不同，以及这2类公司高管人员对薪酬的关注程度存在差异，说明薪酬在这2类国有上市公司中的重要性并不一致。研究结果表明，国有上市公司高管人员薪酬的业绩敏感性与政府控制人的行政级别相关，中央政府控制企业的高管人员的薪酬业绩敏感性更低。

基于营销道德理论和计划行为理论，以中国企业间购销关系为研究平台，以卖方为视角，检验了销售人员的道德判断、企业默许和销售人员的选择自由度对销售人员灰色营销行为倾向的影响，选择自由度对销售人员道德判断和灰色营销行为倾向之间，以及对企业默许和销售人员灰色营销行为倾向之间相关关系的调节作用。结果表明：①销售人员的不道德性评价会降低销售人员的灰色营销行为倾向；②企业默许会提高销售人员的灰色营销行为倾向；③销售人员感知的选择自由度不但会直接降低其灰色营销行为倾向，还会调节或强化销售人员对灰色营销的不道德性评价与灰色营销行为倾向之间以及企业默许与灰色营销行为倾向之间的相关关系。最后，讨论了研究结果的应用。

在分析电信行业中挽留激励效应、自然流失效应和口碑传播效应对客户保持率的动力学机理的基础上，得到客户保持率在客户挽留周期中的演进路径；接着提出了使用挽留激励系数、自然衰减系数和口碑影响系数来具体描述这3种效应的作用力。然后基于客户保持率的演进路径推导出了客户挽留周期模型和客户挽留价值模型。最后建立了2种不同类型的客户挽留模型：基于挽留激励效应建立了单个客户挽留费用模型，并推导出了单个客户挽留费用的有效范围、挽留激励的高效率区域和低效率区域；基于定义的挽留收益函数和挽留边际收益函数建立了一对一客户挽留策略模型，并推导出了在挽留预算限制条件下的客户挽留顺序选择原则。实验结果表明，所提出的电信客户挽留方法是可行且有效的。

以本土消费者为样本，采用实证研究方法就消费者的人际间影响敏感性与独特性需求之间的作用关系进行了分析。通过分析发现，从总体来看本土消费者对人际间影响所持有的敏感性对独特性需求产生了促进作用，这种因果关系在一定程度上解释了中国消费者在消费过程中所体现出的从众、攀比、好面子等独特现象的产生机理。

定制程度的高低反映了制造商对顾客个性化需求响应的程度。运用组合分析法建立基于效用的顾客属性定制偏好测量模型和基于属性重要度的产品定制程度测量模型；以笔记本电脑装配定制为研究对象，运用Kmeans聚类将样本分成5个不同的属性偏好群体，测量个体与5个属性偏好群体满意度，比较分析多样化生产方式与定制化生产方式下顾客满意度的差异，建立不同偏好群体定制程度与顾客满意度之间的回归模型。研究表明，按照定制属性重要度从大到小依次进行定制生产比细分市场的多样化生产能更有效地提高顾客满意度。

在资本资产定价模型(CAPM)中，β（系统风险）是决定资产定价的唯一因素。以我国A股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通过将资产风险β分解为成长性风险βG和现有资产风险βA 2个部分，探讨了公司的成长性和现有资产对β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总体上我国证券市场中上市公司的βA显著地大于βA，但不同行业间差异显著。进一步分析显示，若公司规模越大、账面市值比越高、同所处行业的市场竞争程度越低，不仅βG对β的影响更大，而且βG与βA间的差异也越明显。这表明，在我国证券市场中，βG既是β取值大小的重要因素，同时也是风险的主要来源。

股改后IPO公司大股东可能存在后市减持的动机。通过对股改前后在A股上市发行的555只新股进行实证研究发现，股改后第2~第10大股东持股比例越高的新股IPO抑价率越高，并且在上市后第13个月的股价相对市场指数下跌的幅度越大，而股改前则不存在这样的现象。研究结果表明，股改后新股大股东在12个月限售期满以后可能存在减持行为，而为了给后市减持提供更高的获利空间，大股东可能拉高新股的首日价格，从而造成了极高的IPO抑价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