探讨了直面中国实践的管理研究的基本问题，诸如问题的缘由、学术背景、致用的内涵、指导思想、当前差距等，对在我国反思和开展基于中国实践的管理研究极具启发。

未来管理世界的基本特征是不确定性、模糊性、复杂性以及快变性。这一特征给组织管理带来巨大挑战：管理目标制定困难，管理机制设计不完备，管理操作过程难以设计，人的行为无法控制。东西方管理中应对上述挑战的智慧体现了不同的哲学和逻辑思路，二者之间具有互补性，如能有效整合可更好地应对挑战。基于近年来出现的二元型组织研究思路，运用和谐管理理论的基本思想，提出一套系统的方法论来整合东西方已有管理智慧和理论，为未来管理研究与实践提供了应对挑战的新思路。

中国企业管理学科的发展经历了“情境钝感”、“情境敏感”和“情境效应”3个阶段，情境理论化成为基于管理实践实现理论创新的突破口。为了有效推进情境理论化的研究，应该从环境、组织与人的交互作用和动态演化来理解企业所处的情境特点。在此基础上，以中国企业战略管理研究为例，分析了情境理论化的2个途径和4个方面的能力要求；提出以市场分割性为对象，研究市场分割性的情境效应，应该是实现中国情境理论化的一种有益的尝试。

针对近些年中资银行日益活跃的FDI现象以及现有研究的不足，采用理论分析和跨案例比较相结合的研究方法，解释了中资银行国际化的驱动机制。研究发现：关系资源、国际市场声誉以及管理认知等是驱动中资银行国际化的关键资源。此外，通过对案例间差异的进一步分析。发现了驱动资源之间的互补关系，以及管理认知对驱动资源与国际化之间关系的影响：当管理者既有的认知与国际化目标不吻合时，驱动资源向国际市场的有效配置就会减少，进而降低其对国际化的驱动效应。研究结论对中资银行国际化具有现实指导意义，对今后研究其他转型经济国家或者其他行业的FDI现象也有所启示。

从实践的视角出发，对目前我国管理学研究存在的问题，对管理学的一些核心命题如企业的性质、管理的本质、制度的本质、人的本质、人的精神性以及企业家和研究者关系等进行了反思，并对管理的核心命题进行了重新界定，希望能够引起理论界和实践界的关注与思考。

鉴于我国企业集团历史背景的特殊性，主要以企业资源依存理论为基础，以集团公司为研究核心，选取2007~2009年在沪、深上市的国有企业以及国有企业集团作为研究样本，运用二项回归与多元回归分析等多种方法，对我国企业集团的集团公司成长模式与上市国有企业的多元化行为进行了理论与实证分析。研究结果表明，企业集团是我国国有企业的一种快速成长模式，其成长与企业多元化行为高度正相关；国家资源调配的政策导向对国有企业集团的战略导向和组织结构设计有重要影响，但企业集团的产品多元化程度与企业绩效不相关。

根据对江苏省135家中小工业企业的调研，将代工模式下的竞争优先权划分为成本、质量、交货和柔性，企业绩效划分为财务绩效和非财务绩效，利用因子分析探索了竞争优先权与企业绩效之间的相关关系。结果表明，质量、交货和柔性对财务绩效和非财务绩效都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其中交货影响最大，但成本对企业绩效没有影响。这为中小工业企业选择竞争要素提供了决策依据。

基于动态能力的中介视角，研究了网络结构的三维度与企业竞争优势的关系。首先在对文献回顾的基础上提出研究假设，而后通过对360份有效问卷的分析，得出了如下结果，即动态能力在网络强度、网络密度与竞争优势之间的完全中介作用成立，而在网络中心度与竞争优势之间的部分中介作用成立。

基于中国组织情境中辱虐管理对员工建言行为影响的研究，认为企业上级领导实施辱虐管理，首先会削弱员工的心理安全感，继而影响员工建言行为，心理安全感知是辱虐管理与员工建言之间的关系的中介。此外，研究结论还表明，辱虐管理对心理安全感知的削弱作用会受到员工不确定性规避特质的影响，对于高不确定性规避的员工而言，企业上级领导实施辱虐管理，此类员工感受到的“心理不安全”更强。最后，以来自新疆维吾尔自治区2家石化企业中的258名员工和102名上级领导的配对数据验证了以上理论假设。

在文献研究的基础上，构建起一个商业模式创新机理的二维分析框架，认为商业模式创新包括企业战略分析、创新要素利用、收入模式设计三大模块。基于该判断，采用多案例研究方法分析了4种企业商业模式的创新实践。基于系统思考的研究表明，投资模式是保证企业商业模式持续创新的重要因素，是连接收入模式与企业战略、创新要素的重要纽带；内化于创新活动之间的因果联结机制是商业模式创新的内在机理，初始创新活动则是商业模式创新的触发动因。

很多成功的社会企业创建者都有着丰富的先前工作经验，且工作经验对创业过程有着重要的影响。对此，在结合了资源基础理论、知识转移理论的基础上，运用扎根理论，通过收集分析典型社会企业的案例资料，构建出“社会企业创建者的先前工作经验对创业资源整合的影响”的理论框架，并分析了先前工作经验对社会企业创业资源整合的影响机制。研究结果表明，社会创业者的先前工作经验对创业资源的整合能力有正向的影响关系。

采用实证的方法验证非营利组织服务质量感知及捐赠效用感知2个构念的子维度结构，并对非营利组织服务质量感知、捐赠效用感知及其子维度与个人捐赠意愿的关系进行了分析。研究发现：非营利组织沟通质量、组织响应是个人捐赠者对非营利组织服务质量感知的2个子维度；显性效用、情绪性效用、家庭性效用是个人捐赠者对非营利组织捐赠效用感知的3个子维度；非营利组织的服务质量感知及其2个子维度包括沟通质量和组织响应正向显著影响个人捐赠意愿；捐赠效用感知负向显著影响个人捐赠意愿，其3个子维度中显性效用对个人捐赠意愿有显著的负向影响，情绪性效用和家庭性效用对个人捐赠意愿没有显著影响。

以瓶装水、洗发水、服装为研究对象测量中国消费者对低介入度产品的品牌原产地识别准确度（BORA低），发现消费者的BORA低比较低；教育、经济收入、性别直接影响BORA低，并且教育、年龄通过民族中心主义观念这个中介变量间接影响BORA低。研究揭示中国消费者不清楚低介入度产品的原产地信息，说明原产地研究的隐含假设值得商榷，对国内原产地研究提出建议，并且建立消费者对于BORA低的认知模型。

基于企业能力理论，对内外部IT能力与企业绩效的关系问题展开研究，实证研究结果显示，外部IT能力对企业的内部IT能力有正向的影响，组织学习在内外部IT能力对企业绩效作用的过程中起到了完全中介的作用。

基于组织学习理论和社会资本理论，考察了管理者关系特性对海外子公司内外部网络知识获取和企业绩效的影响。研究结果显示，母子公司管理者之间的信任和沟通频率对获取母公司知识有正向影响，海外子公司管理者和本地重要企业管理者之间的信任对获取本地商务知识有正向影响，海外子公司管理者和本地政府主要负责人之间的私人关系对获取本地制度知识有显著影响。此外，本地制度知识在母公司知识对海外子公司绩效的影响中起正向调节作用，本地商务知识起负向调节作用。

移动证券具有广阔的应用前景，而消费者的参与是移动证券成功的关键。针对目前用户对移动证券采纳意愿不高这一障碍，对技术采纳模型进行拓展，将信息质量、结构性保障和相关群体纳入考量范围，构建了移动证券用户采纳的理论模型，试图探讨对用户采纳移动证券发生作用的影响因素。通过问卷调查，搜集了174份有效问卷，采用SPSS和AMOS软件进行统计分析和结构方程模型分析，对该理论模型进行检验，并进一步修正了理论模型。最后，对数据分析结果进行了讨论并指出未来的研究方向。

针对大型工程项目组织现状，应用系统论和综合集成方法，提出了工程项目组织基本原理图。构建了项目组织的十元组模型和十纬度集成理论，并对维度进行分析和归约。在此基础上，建立了工程项目组织集成的逻辑框架、结构框架、运作机制和运作框架，以及集成的组织中人力资源的配置方案,进而提出了宜组织的概念。最后将其应用于工程项目实践中，验证证实取得较好效果。这一大型工程项目组织综合集成模式同样也适合特大型工程项目的组织构造，具有较强的理论先进性和使用价值。

在考虑制造商存在产能约束情形下，研究由多个相互竞争的制造商与零售商组成且零售商处面临着模糊需求的供应链网络均衡问题。利用模糊事件的可信性理论，推导零售商的模糊期望利润。通过变分不等式，构建具有模糊需求的单商品供应链网络均衡状态。最后，利用对数二次近似预测校正算法，讨论分析制造商产能约束对供应链均衡解的影响。

在对现有国内外相关研究系统整理的基础上，界定了环境行为的概念，归纳出环境态度、个性和情境因素这3类环境行为的影响变量；探讨了上述变量对我国居民环境行为的影响差异，结果表明：环境态度因素中的环境敏感度、个性变量中的环境道德感以及情境因素中的行为约束和公共规范是影响我国城市居民环境行为最为重要的变量。最后提出了改善我国公民环境行为的相关对策。

使用灰色关联分析方法，刻画城市品牌经济与市场环境的解释模型，并建立有关评价指标体系，展开耦合状态的评价。然后，选择广东省珠三角地区的广州、深圳、佛山、东莞、中山、珠海和惠州7个城市作为样本，并采集数据进行实证研究。研究结果表明，在影响深圳、佛山、东莞和中山的环境因素中排位第1的是企业环境，次之的分别是开放环境、人才环境、科学技术环境和制度环境。在影响广州城市品牌经济的环境因素中排位第1的是文化环境，次之的分别为企业环境和资本环境。由此证明，城市品牌经济与市场环境耦合状态的实证分析方法，能够很好地揭示城市品牌经济发展的环境作用，有益于推动城市品牌经济与市场环境协调发展的战略决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