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过案例研究方法，以小米公司互联网创业过程为研究对象，构建一个互联网创业逻辑模型：以创业认知为前因与以战略定位为后果的创业决策逻辑，以互动类型为前因与以用户体验为后果的价值共创逻辑，以竞争力为前因与以收益力为后果的创业绩效逻辑，描述了创业决策通过价值共创影响创业绩效的机理与过程。该模型揭示了互联网环境下企业营造一个线上与线下的互动平台，选择产品创新与品牌营销作为互动环节，通过交流、交心与交易等互动类型实现信息共享、情感共鸣与利益共赢，以此强化用户的功能体验、情感体验与经济体验，进而提升以收益力与竞争力为指标的创业绩效。

基于儒家德性伦理所构成的特殊文化情境和以伦理为本位的社会脉络，在后现代主义者所倡导的价值精神审视下，发展出以伦理为核心的德性领导模式。德性领导的运行经由显性知识与默会知识互动的情境化调控，围绕情、理、法的价值次序，通过“忠恕之道”构成一种“教谕式调节”的运行机制。德性领导消解了西方领导范式中的理性先验性和客观性等基础预设，强调组织领导的去中心性、情境性与教化功能，是儒学与后现代主义在组织领域对话融合、扬长避短的产物。

基于中国企业跨国并购事件的二手数据，探讨并购经验对中国企业跨国并购股权比例决策的影响，并研究文化距离与研发能力对两者关系的调节作用。实证研究发现：作为一种决策经验，并购经验具有情境边界，跨国并购经验对跨国并购股权比例负相关，母国并购经验对跨国并购股权比例决策并无显著影响；文化距离越大，使得具有同样跨国并购经验的企业选择的跨国并购股权比例越低；主并企业母国研发能力对跨国并购经验与跨国并购股权比例之间的关系不产生显著影响，但在母国并购经验高的企业中，研发能力低组比能力高组的企业更倾向于选择较高的股权比例。

结合高阶理论和资源基础理论提出一个权变的观点，即外部政府资助对企业研发投入的作用受企业CEO权力水平和企业自身资源禀赋的影响，并选取2010~2013年创业板公司为样本进行实证检验。研究表明：政府资助对创业板企业研发投入具有促进作用；对于高权力CEO的企业，政府资助对企业研发投入有更强的促进作用；对于拥有较高资源禀赋的企业，政府资助对其创新研发投入有更强的促进作用；CEO的组织权力、专家权力和所有制权力均对政府资助与研发投入两者关系起正向调节作用，但声望权力不具有调节作用；对于CEO权力水平高或者资源禀赋高的创业板企业，政府资助更有利于激励企业研发投入，建议政府资助政策可以适当向这类企业倾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