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相互依赖关系视角分析海尔的公司创业活动，发现采取高模块化、低集中性、高开放性的相互依赖模式和高严密性、高即时性的相互依赖规则能促进公司创业能力的培育和提升。即在公司创业过程中，高模块化相互依赖模式能提高资源整合能力和机会开发能力；低集中性相互依赖模式能提高机会识别能力和机会开发能力；高开放性相互依赖模式能提高资源获取能力和机会开发能力；高严密性相互依赖规则能提高机会识别能力和价值共创能力；高即时性相互依赖规则能提高机会识别能力和价值共创能力。

采用多案例研究方法，探讨制度化领导力的结构和内涵，将制度化领导力分为意义型和实务型两类，并研究不同类型的制度化领导力对组织的作用机制。研究发现，实务型制度化领导力可以分为行为规范和反馈激励两个维度，其作用机制是通过制度化过程降低员工行为的不确定性，以应对预期的特定问题；意义型制度化领导力可以分为理念共享与组织追随两个维度，其作用机制是通过组织制度引导员工的认知和态度，进而依靠员工自身的能动性，采取行为来应对普遍性的问题。

需求诱致型工资集体谈判是自下而上由员工发起，比自上而下推行的“形式化”工资集体协商更能解决劳资冲突，是未来中国工资集体谈判机制形成、集体劳动关系发展的关键点。通过案例研究，分析需求诱致型工资集体谈判的形成机制和影响因素，以期建立中国情境下的自下而上发起的工资集体谈判形成机制理论模型。研究结果发现，影响需求诱致型工资集体谈判的形成机制包括劳方、资方、政府第三方、社会第四方力量和外部环境5个层面20个因素。需求诱致型工资集体谈判是由劳方发起，在资方妥协、政府第三方协调、社会第四方力量促进等多方合力下形成的。

在共享经济和互联网时代，传统企业管理不断受到挑战。如何构建适应新时代发展的人力资源管理系统，探索人力资源管理发展的新路径，以实现人力资源管理的突破与创新，成为当前组织人力资源管理的主要议题。基于此背景，以“开放?传承?快捷：探讨中国人力资源管理的新机遇与新路径”为主题的第5届人力资源管理论坛于2016年11月25~27日在华中科技大学管理学院召开。围绕着人力资源管理的新情境、传统文化与管理模式、领导力、团队科学等相关问题，共设15个分论坛，与会专家学者展开深入的讨论，力求推动学术界和实践在人力资源管理领域的融合与进步。

从管理理论的“是”与“做”；管理技术与管理科学；管理学是自然科学还是社会科学；管理学真理是否一定存在以及管理学真理是否一定有用？管理学研究是否应兼顾“严谨性”与“深刻性”？管理学有没有系统的学科理论体系；管理学与管理哲学；对管理学自身进行反思的元管理学8个方面对“定于一尊”的管理学研究主流实证主义范式进行了反思。然后，在此基础上建议IACMR下一阶段应藉由“管理研究哲学”、“元管理学”与“管理哲学”的探索继续发挥实证研究的优势，反思相关不足，走向真正的多元，实现灵感之源的回归、学术责任的回归与奉献精神的回归。

以71家企业的347名员工为样本，基于知觉理论，揭示组织实施的支持性人力资源实践形成员工组织支持感的内在机理。跨层次研究的结果发现：从组织实施的支持性人力资源实践到员工的组织支持感形成分为感觉和知觉两阶段，其中员工感知的支持性人力资源实践在组织实施的支持性人力资源实践形成组织支持感之间发挥完全中介作用；组织主人翁氛围在组织实施的支持性人力资源实践与员工感知的支持性人力资源实践之间发挥负向调节作用；主动性人格则在员工感知的支持性人力资源实践与组织支持感之间发挥负向调节作用。研究结论表明，组织实施的支持性人力资源实践只有在被员工感知后才能形成组织支持感；组织实施的支持性人力资源实践和组织主人翁氛围之间存在相互替代效应，并非互补叠加效应；对于主动性人格的员工来说，组织实施的高强度支持性人力资源实践并不一定能带来高水平的组织支持感。

基于资源保存理论，以307名员工为调查对象，通过路径分析探讨关系重塑、任务重塑在认知重塑与工作投入关系中的中介作用，并综合自我决定理论探讨上述3种工作重塑方式对工作投入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认知重塑对关系重塑、任务重塑、工作投入具有显著正向影响；关系重塑在认知重塑与任务重塑关系中具有部分中介作用；任务重塑对工作投入具有显著正向影响，任务重塑在关系重塑与工作投入关系中具有完全中介作用；关系重塑、任务重塑在认知重塑与工作投入关系中具有串联中介作用。

探讨创业团队异质性对新创企业建立认知合法性并获取创业所需资源的影响，并以西安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165家新创企业的调研数据为依托进行了实证检验。结果表明，创业团队异质性与认知合法性呈倒U型关系,行业环境不确定性对这种关系具有调节作用，当环境不确定性强的时候，利益相关者对创业团队异质性的偏好增强，获取相同水平的认知合法性需要更强的团队异质性；而认知合法性中介了创业团队异质性与行业环境不确定性的交互作用对资源获取的影响。实践中，创业企业为提高资源获取能力，企业管理者可以根据自身行业环境特点，适度调整团队成员构成，保持适度异质性；当行业环境不确定性增强时，可以适度提高团队的异质性。

基于资源观视角探讨了联盟组合伙伴多样性对企业创新绩效的影响，以及创新搜索强度和联盟惯例在两者关系中所起到的调节作用。研究结果表明，多样性的联盟伙伴是企业技术创新活动的重要来源；并且在联盟组合资源向企业创新绩效的转化过程中，创新搜索强度和联盟惯例发挥了调节作用。

探讨接近性类型与空间维度，剖析了基于形式空间接近性研究的局限性，从知识流动的多重嵌入角度论述了接近性研究多维度转向的理论基础；在总结接近性相互作用产生的“综合效应”基础上，结合嵌入理论并引入“本地”与“非本地” 情境因素，提出了多维接近性整体分析框架。此外，从不同空间范围知识流动机制的理论兼容性、关系与结构双视角整合以及知识网络空间迁移3个方面探讨了基于多维接近性整体框架的研究前景。

针对在线视频中嵌入广告位置（左上角、右上角、左下角、右下角）对观看者注意程度的影响，意在探讨嵌入广告位置对广告注意程度的影响。采用问卷分析法进行研究，发现视频嵌入广告出现在屏幕不同位置时受众的信息处理路径是不同的：当嵌入广告出现在屏幕右下角时，受众由于受到内隐经验的影响，注意程度较其他位置会更好。此外，嵌入广告的暴露时间会正向调节嵌入广告位置对于广告注意程度的影响。但由于观看者视觉感知阈值的存在，其注意程度随着广告暴露时间的增加而存在峰值。关键词： 嵌入广告位置| 内隐经验| 双加工理论| 注意程度| 视觉感知阈值

通过综合运用程序化扎根理论、关键事件和问卷调查等研究方法探讨了服务消费情境下消费者幸福感的构念开发和驱动因素问题。研究发现消费者幸福感包括两个核心维度，即满足感和积极情感。驱动消费者幸福感的因素包括人际因素（服务人员和其他顾客）和非人际因素（产品/服务和服务氛围），其中人际因素-服务人员对顾客满足感和积极情感的效用发挥最大，其次为其他顾客，服务氛围和产品/服务。

基于ABC态度模型，结合国家品牌的3个层面（国家形象、制造形象和品类形象）以及认知与情感两个方面，构建高介入购买决策下的国家品牌效应模型；同时，考察整体性思维与消费者敌意的调节作用。为此开展了两项研究，使用问卷调查法，在线上与线下收集两套数据，运用结构方程模型分析数据。研究结果表明：制造形象与认知品类形象均通过中介变量情感品类形象间接影响购买意向；整体性思维对制造形象与情感品类形象之间的关系起正向调节作用。

考虑到基于数据复杂性的信息系统复杂度测量方法提出的时间短、应用案例较少，通过对相同案例的应用研究，将该方法与基于功能分解角度的信息系统体系结构复杂度测量方法进行比较，验证了基于数据复杂性的信息系统复杂度测量方法的有效性。比较分析的结果表明，该方法相较于传统信息系统复杂度测量方法，具有测量模型更加全面、测量方法的动态性考虑更充分等优势。

基于交换理论和双因素理论，从保健和激励双重视角，建立一个影响用户移动支付意愿的综合模型，并运用结构方程模型对收集的321份有效数据进行实证分析。研究结果表明：隐私政策有效性作为保健因素，通过缓解用户的感知风险，进而对用户的移动支付意愿产生积极作用；资金激励和信息质量作为激励因素，通过提高用户的感知利益，进而对用户使用移动支付产生积极作用；企业信誉、感知愉悦性作为保健-激励因素，通过降低感知风险，提高感知利益，从而进一步影响移动支付意愿。

考虑范围经济与产品市场风险环境，构建电子零售商主导的博弈模型，识别适合转销模式或平台模式的产品特征和电子零售商的平台进入费机制。研究表明：存在产品市场风险环境下，电子零售商偏好利润分享机制制定平台进入费；产品相互独立情形下，范围经济程度弱或强且产品市场风险高时，电子零售商偏好平台模式；范围经济程度强且产品市场风险低时，电子零售商偏好转销模式；产品相互替代情形下，品类数量和范围经济程度影响电子零售商的销售策略，而与产品市场风险无关。

针对服装鞋类连锁经营企业实施O2O转型面临的城市配送网络优化问题，考虑线上订单碎片化、城市配送成本、库存成本等因素，以总成本最小构建城市中心店选址及末端需求点分配联合优化模型，设计改进拉格朗日松弛算法对模型进行求解，通过与CPLEX计算值对比，验证算法的有效性。以达芙妮重庆主城区核心区域O2O实践进行实例测算，研究发现：线上订单增加和线下需求减少，则当前门店结构会增加城市物流成本；短距离配送比例增加会引起成本上升；线上订单量增加导致订单平均成本上升；零售门店业态调整及关闭部分门店对企业而言是有利的。

构建原制造商和第三方同时再制造的双渠道闭环供应链系统，建立新产品与两种再制造产品的差别定价模型，运用博弈论研究最优定价策略，并对比不同模式下的最优参数。研究表明，第三方再制造产品价值折扣系数升高促使其他两种产品的价格上涨；两种再制造产品都会带来市场挤兑效应，但都有利于拓展市场总份额，增加原制造商和闭环供应链总利润；原制造商通过专利授权费主导利润分配，获得闭环供应链中大部分利润；3种产品同时存在时，产品总销量最大，原制造商和闭环供应链总利润最高。此外，根据研究结果，对我国再制造产业提出建议。